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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喆，《礼是郑学：汉唐间经典诠释变迁史论稿》，北京：三联书店，2018年。 ▪ 如果尝试从经典诠释的角度来重新讨论经学史，首先遇到的第一个“识障”就是所谓“汉学”与“宋学”的划分。由于现代意义上的经学史脱胎于晚清经学之中，清代学术中的一些观念自然会渗透入后来人的经学史叙述中。比如清人将汉唐、宋明各八百余年的学术概括为汉学、宋学，又从自身的学术立场与方法出发，将汉学、宋学具体表达为汉唐训诂之学与宋明义理之学，从而标榜清学是对汉学的继承与回归。于是我们在学术史著作中，很容易看到学者以“汉唐训诂之学”来概括汉唐八百年间的学术演变，并将汉学、宋学视为互相否定、彼此对立的两极。然而汉唐、宋明共一千六百余年的学术主流，难道只是训诂或者义理而已吗？如果不突破这一层“识障”，研究者等于仍然自我局限在清代学者的学术视野中打转，并没有真正进入汉唐抑或宋明时代的问题本身。故此我希望能够通过具体的经典诠释变迁研究，来重新建立我们对于汉唐经学史的认识。 ▪ 郑学的最大特点就是以三《礼》注构建的礼学为中心，统摄其余各经，故此魏晋隋唐之间的经典诠释也以礼学最具代表性，最能反映出这一时代的学术风貌。 ▪ 为什么汉唐时代的经典诠释会以郑玄学术为主轴不断发生变化呢？我认为有两个要素——经典诠释的实用性与体系性——在交互叠加作用，影响着这一时期经典诠释的走向。所谓实用性，即指经学在指导政治及生活实践方面的功效；体系性则是代表学者对于经学理论完备统一的追求。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完全把经学当作其政治统治的工具，所以在武帝前后一段时间内，经典诠释的实用性因素最为明显，皮锡瑞将此概括为“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 (5) 于是学者大多专治一经，以章句教授弟子。但随着时代发展，汉儒在实用性之外，进一步提出体系性的要求。在汉人看来，经书皆出孔子手订，那么其中包含的思想应当一致，能够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但章句学者却是人各一词，每人都有自己的一套主张，往往莫衷一是。两汉政府为统一经义曾数次举行过学术会议，召集学者集体讨论，均因实用性与体系性两方面的需要难以调和，始终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直至汉末，郑玄学术的出现使经学体系最终得以形成。郑玄没有任何官方背景，只是民间学者，所以没有追求实用性的负担，才能够囊括经、纬，以《周礼》为中心建立其经学体系。但郑玄体系却表现出过强的理论色彩，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