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是郑学：汉唐间经典诠释变迁史论稿

华喆，《礼是郑学：汉唐间经典诠释变迁史论稿》，北京：三联书店，2018年。

▪ 如果尝试从经典诠释的角度来重新讨论经学史，首先遇到的第一个“识障”就是所谓“汉学”与“宋学”的划分。由于现代意义上的经学史脱胎于晚清经学之中，清代学术中的一些观念自然会渗透入后来人的经学史叙述中。比如清人将汉唐、宋明各八百余年的学术概括为汉学、宋学，又从自身的学术立场与方法出发，将汉学、宋学具体表达为汉唐训诂之学与宋明义理之学，从而标榜清学是对汉学的继承与回归。于是我们在学术史著作中，很容易看到学者以“汉唐训诂之学”来概括汉唐八百年间的学术演变，并将汉学、宋学视为互相否定、彼此对立的两极。然而汉唐、宋明共一千六百余年的学术主流，难道只是训诂或者义理而已吗？如果不突破这一层“识障”，研究者等于仍然自我局限在清代学者的学术视野中打转，并没有真正进入汉唐抑或宋明时代的问题本身。故此我希望能够通过具体的经典诠释变迁研究，来重新建立我们对于汉唐经学史的认识。

▪ 郑学的最大特点就是以三《礼》注构建的礼学为中心，统摄其余各经，故此魏晋隋唐之间的经典诠释也以礼学最具代表性，最能反映出这一时代的学术风貌。

▪ 为什么汉唐时代的经典诠释会以郑玄学术为主轴不断发生变化呢？我认为有两个要素——经典诠释的实用性与体系性——在交互叠加作用，影响着这一时期经典诠释的走向。所谓实用性，即指经学在指导政治及生活实践方面的功效；体系性则是代表学者对于经学理论完备统一的追求。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完全把经学当作其政治统治的工具，所以在武帝前后一段时间内，经典诠释的实用性因素最为明显，皮锡瑞将此概括为“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 (5) 于是学者大多专治一经，以章句教授弟子。但随着时代发展，汉儒在实用性之外，进一步提出体系性的要求。在汉人看来，经书皆出孔子手订，那么其中包含的思想应当一致，能够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但章句学者却是人各一词，每人都有自己的一套主张，往往莫衷一是。两汉政府为统一经义曾数次举行过学术会议，召集学者集体讨论，均因实用性与体系性两方面的需要难以调和，始终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直至汉末，郑玄学术的出现使经学体系最终得以形成。郑玄没有任何官方背景，只是民间学者，所以没有追求实用性的负担，才能够囊括经、纬，以《周礼》为中心建立其经学体系。但郑玄体系却表现出过强的理论色彩，并不具备很强的实用性，故此当魏明帝景初制礼时，虽然表面依据郑学，却又必须在细部上加以调整。于是王肃重新强调礼的实用性，并且批评郑学兼取纬书的做法，试图改造郑玄的经学体系。两晋政府重视礼法问题，推崇王肃礼学，使得魏晋学者在礼议中往往从实用角度出发，随意改变对经书的理解。每当魏晋学者需要调整对经书的常规理解时，郑玄经注就首当其冲，成为众人讨论的中心。经历两晋以后，经学的实用性逐渐不被看重，义疏学登上历史舞台。南朝义疏学者如皇侃在义疏中分析并推演郑玄经注，重新思考郑学体系及理论，但其阐发不无附会之处。这种倾向并不被北方学者接受，此后孔颖达又对皇侃义疏做出调整，成为唐代官方认可的主流学说。在这一过程中，郑玄经历了从经义的诠释者到被诠释者的身份转变，以上就是在实用性与体系性两大因素影响之下，汉唐间经典诠释的变迁大势。

▪ 乔氏研究最大的特点在于对文献的解读，能够深入经学家的思想体系，揭示其经说的内在逻辑，而不是像大多数经学史研究者那样，站在某一个立场上对经学家品头论足

▪ 对郑玄而言，经部文献可以分为三个层级。居于核心地位的是《周礼》，是其礼学的发端，以下要算是《仪礼》与《礼记》，接下来才是《诗》《书》《易》《论语》以及各种纬书，形成对其礼学体系的各种补充。

▪ 郑玄注经的目的与其说是在解释经文的内容，不如说他是在说明经文何以如此写就，这就使郑玄经注带有强烈的礼学理论研究色彩，反而距离礼仪实践越来越远。

▪ 在郑玄学术体系中，我们可以读到三种不同的表达，也就是周礼、夏殷礼、不合礼。其中周礼是郑玄基于《周礼》等经书的构想，夏殷礼是他解决矛盾的手段，不合礼是他对违戾周礼的批评。

▪ 从公羊、左氏两派学说之中，我们可以注意到，至东汉中期以后，两派主要学者都表现出了对汉朝政权的迎合与依赖，公羊固然传统如此，左氏学者也开始进行这方面的努力。公羊也好，左氏也罢，“西狩获麟”解释的重心都从孔子转移到汉朝德运之上，成为郑玄所处时代春秋学的主流。

▪ 其实在郑玄的时代，东汉政府颓势已见，天下易主，势成必然，这些阿附于政权的学术当然不可能一直维持下去。于是两汉学者那些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经典诠释，很快就成为了历史陈迹，反而像郑玄这样，不具有太多政治色彩，专注于学理本身的“纯学术”经学，能够在汉魏之际，彰显出自己的价值，所以学术影响迅速扩大起来。

▪ 魏晋时期的经典诠释是一个对郑学进行回应和消化的漫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经学的体系性与实用性两层面不断发生着互相排斥和互相融合，为后来南北朝义疏学的出现提供了必要的过渡与磨合。

▪ 这种做法不由让人想起《三国志·邴原传》裴注里面提到的一件事，曹丕大宴宾客，自设一问：“君父各有笃疾，有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邪？父邪？”正在众人论辩纵横之际，“太子（曹丕）谘之于原，原悖然对曰：‘父也！’太子亦不复难之”。

▪ 在王肃之学正式提出之前，汉魏学者对于郑玄的批评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王粲没有看过郑玄全部经注，对郑注体系缺乏必要了解；虞翻亦无法理解郑注体系，又用自己家传《易》学的眼光来审视郑玄，认为郑玄纰缪甚多；邴原以“孝”作为绝对原则，强调笃行实践，对郑玄“礼”的构建自然不感兴趣；蒋济的政客色彩更为浓厚，学术对他而言完全是政治统治的附属品。这四个人其实可以认作四种不同类型郑玄批评者的代表，他们都从各自的角度对郑玄学术的某个局部做出回应。这些质疑声音的不断积累，使得反郑玄的潮流终于在曹魏末年以“郑王之争”的形式全面展开，从而把魏晋时期的经典诠释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 郑玄的研究对象只是经书文本，他在歧异互出的各种文本中间，以理论推演的方式弥缝矛盾之处，给出圆满的解释。但郑玄只是单纯地在解释经书文本何以如此书写，他并不会去考虑他的解释能否付诸实践，这既是由他的学术方法决定的，也是由他作为一介布衣的身份决定的。

▪ 王肃礼学追求的不是纸面上的精美，而是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这对于郑学而言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补充和改造。所以促成王肃撰成《圣证论》批驳郑玄，其直接原因就在于景初改制影响之下，作为礼学家的王肃必须思考现实礼制应当如何设计才算合情合理。郑玄学说只能解决文本的问题，可如果要照搬到现实中，有些部分势必会变成一场闹剧。

▪ 王肃礼学是基于实用性考虑，为郑玄礼学做减法，但在王朝礼制实践中，出于帝王个人情感需要，有时又不得不根据郑学对礼制做加法。中古王朝礼制的整体走势是郑王杂糅，根据需要相互调整，而不是简单地把郑王对立起来一弃一取。所以礼制、礼学的发展有自身的内在逻辑，虽然会受到政治影响，但不完全由政治决定。

▪ 基于前面讨论的郑王关系，我认为所谓“郑王之争”，其学术实质只是王肃认为郑玄体系无法付诸实践，必须更加强调礼的实用性。

▪ 所谓义疏，简单说来，就是南北朝经学家在汉魏学者的经注基础之上，对经义做出进一步的阐发，这种阐发通常被称为“疏”，并冠以“某经义疏”的名目。

▪ 义疏学的最大特点就是文本分析，即经学家根据自己对经义的理解，来分析经书文句，在文本之上构建经学体系。这一点在南北朝义疏中主要以科段的形式表现出来。什么是科段呢？简单来说，就是义疏学者根据文本进行的结构划分。

▪ 皇侃与孔颖达都是为《礼记》及郑注作疏，但两人对于《礼记》的理解却有很大差别。皇侃重视的是《礼记》的文本逻辑，他构筑科段，根据郑注重新调整经文次序，都是为了阐发其内在逻辑。然而《礼记》本身就是一部文献来源非常复杂的经书，想要把它解释成为一个有着明确逻辑线索的文本，势必会有一些牵强附会之处。故此孔颖达作《礼记正义》，虽以皇疏为本，但不取皇侃科段，就是有鉴于此。但孔颖达此举却又不免矫枉过正，他既要采纳皇侃对具体经文的解说，又不愿意去重蹈皇侃科段覆辙，就导致整部《礼记》如七宝楼台，拆开不成片段，更在一些地方出现了解释上的左右为难、进退失据之弊，比如我们前面所举“礼，不王不禘”孔疏之类。这正是《子本疏义》与《礼记正义》最重要的区别所在。

▪ 理解郑玄何以在宋元明心性之学中淡出，又何以在乾嘉考据之学中复归。就在唐宋之际，经学内部正在酝酿一场研究方法与范式的转型。郑玄作为魏晋隋唐经学研究方法与范式的代表，发展到唐初孔、贾注疏之后，已经是盛极而衰，开始呈现出技术化、定型化的解经“套路”。相反从国家政治层面，紧接着“开元盛世”到来的却是“安史之乱”，乱世的到来对这种技术化的经学造成了很大冲击——经学能提供给人们的似乎只是空洞而理想化的“太平之制”，却无法解决人心思乱的根本问题。于是中唐以后的赵匡开始强调“大义”，认为经学重在探寻“圣人之意”，为宋儒探究“天理”开导先路，形成了新的学术风尚。在新的学术方法与范式形成之后，郑玄在宋学之中的地位很是微妙，郑玄之于宋儒，正如皇侃之于孔颖达——每一位宋儒研究经学，特别是三《礼》之学，必须依赖郑注来建立基本理解，但他们最后形成的结论往往又要摆脱郑玄的束缚，上升至“理”的层面，进入一个以往经学家未曾关注的领域。最后经学在宋儒的眼中被分割成不同的内容，有些内容作为三代的制度与历史被接受下来，成为进一步讨论的起点，有些内容则上升为义理之学，成为理学重点讨论的内容——这样一个分割学术的场景，就好像一束光经过了棱镜，被分割成五颜六色的光谱，供人分析一样。郑玄经注由此被归入了制度与历史一端。这种分割不仅仅在宋学中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后来的乾嘉汉学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 经历了唐宋之际的学术思想变化，北宋以后的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将经典诠释分为义理、历史（制度）与文本三个层面。

▪ 所以“礼是郑学”提供给我们的，是这样一种思考方式：围绕经典产生的诠释并不“唯一”，我们不妨先去理解郑玄，哪怕有些郑玄注看上去会让人感到“荒谬”，但我们也要在理解郑玄的立场、思路与结果之后，再去判断郑玄注的得失，而不是只拿郑玄的结论出来说郑玄如何正确或是荒谬。这样我们才能把握到那个完整的，真实存在于他的经注之中的郑玄。同样，也只有把握到这个完整而真实的郑玄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去讨论，郑玄与其他经学家的差别到底在哪里，以及推动经典诠释变化的主要动力何在。

【这本书给我的启发是，传统中国哲学史（如冯友兰）的叙事方式是：

思想家1（思想1）→思想家2（思想2）→……

这种方式与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不无关系，

但是，经学的叙事方式确实围绕经典不断向外发散的同心圆状：

经典→解释1→解释2→……

后者的研究范式似乎更为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