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思想研究

萧公权，《康有为思想研究》，汪荣祖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

基督教对康有为的影响？
        与李提摩太通信，表明其钟情于“天游”，见《康南海先生墨迹·卷三》。（页23）

        梁启超对康有为作为宗教家的评论：“先生又宗教家也。吾中国非宗教之国，故数千年来，无一宗教家。先生幼 受孔学；及屏居西樵，潜心佛藏，大澈大悟；出游后，又读耶氏之书，故宗教思想特盛，常毅然以绍述诸圣，普度众生为己任。先生之言宗教也，主信仰自由， 不专崇一家，排斥外道，常持三圣一体诸教平等之论。然以为生于中国，当先救 中国；欲救中国，不可不因中国人之历史习惯而利导之。”（《南海康先生传》）

        康有为初次接触基督教思想当在1879年于香港搜阅西书。他认为，儒耶佛三教真理相同，但基督教不尽如人意。梁启超记载：“先生于耶教，亦独有所见。以为耶教言灵魂界之事，其圆满不如佛；言人 间世之事，其精备不如孔子。然其所长者，在直捷，在专纯。单标一义，深切著 明，曰人类同胞也，曰人类平等也，皆上原于真理，而下切于实用，于救众生最 有效焉，佛氏所谓不二法门也。虽然，先生之布教于中国也，专以孔教，不以佛、 耶，非有所吐弃，实民俗历史之关系，不得不然也。”  （《南海康先生传》）1904年康有为欧游之后，也说基督教不如佛教：“ 吾于二十五年前读佛书与耶氏书，窃审耶教全出于佛。其言灵魂，言爱人，言异术，言忏悔，言赎罪，言地狱、天堂，直指本心，无一不与佛同。其言一神创造、三位一体、上帝万能，皆印度外道之所有。但耶改为末日审判，则魂积空虚，终无入地狱登天堂之一日，不如说轮回者之易耸动矣。其言养魂甚粗浅，在佛教中仅登斯陀含果，尚未到罗汉地位。 ”（页74）康有为认为耶教劣于儒教至少有两点，即强调神权和不适合中国国情。（页75）康有为赞扬孔子扫除神权，可见康的世俗性（页80），他更注重宗教的道德意义（页78）。
        章太炎强烈反对康有为的孔教运动，见其《驳建立孔教议》。（页80，注7）

康有为的政治言行

        统一是良好政治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分裂（或地方分权）则会带来混乱。例如他认为“封建诚非圣人之意”，赞同始皇的政制。（页66）

        地方自治，是表达民权的重要步骤。（页146）

        康有为变法的劝说对象不局限于大官，还主动寻求士人和中下官吏的支持，他创立学会，出版报纸。学会的活动包括译介西文书籍【刘小枫的“经典与解释”书系？】，翻译外国报纸以传阅等等。（页144）

        第六章 第五节 康有为与孙逸仙比较观。此节很有启发性。双方的共同之处，例如强调地方自治是民主的基石，手段上强调过渡性（康的君主立宪，孙的军政到宪政）。

        康有为和孙中山都有武装起义的企图，但是康的目的是勤王，推翻慈禧太后而让光绪皇帝掌权。（页160）

中国的现代化问题

        晚清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知识分子反应如下：①极端保守，完全厌恶夷学（倭仁）；②极端激进，全盘西化（何启）；③部分西化；④中西之别只是表面，应该是世界化（汤震《危言》）。康有为研读西书后，也是一种世界主义者的态度，即批判性地看待中西传统。（页284）

        康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如傅里叶。他批判资本主义工业制度的弊端时，倾向于社会主义思想。（页309）

康有为的心迹

        “ 天地生于世极之中，至渺小也；人生于天地之中，又渺小之至也。以为身则七尺，以为时则数十年，而又疾病困之，境遇限之，少嬉老衰，蚀之蠹之，中间有为之日亦几矣。极其大者言之，我所以为千万年者，不有以为顷刻者乎？自其小者言之，我所以为顷刻者，不有以为千万年者乎?极其功业之大，不过数千里；极其名声之远，不过三千年，置于无极之中何如乎？然苦身焦思而为之，未易至也，则亦何取乎？故夫吾之为我，已将丧其我也，而何名声之垂乎？既无名之可动，而何名之可好乎？吾忘吾矣，不知所为，而何功业之昭乎？吾以功业名声之及于万里千年者，犹不及分寸耳，顷刻之间耳也，而何足羡乎？诚如是，则吾何所学也？曰：尽予心之不忍，率吾性之不舍者为之，非有所慕于外也，亦非有所变于中也。前乎我者数千年之治教，吾辨考而求之，存其是非得失焉；后乎我者数千年之治教，吾揣测而量之，听其是非得失焉。夫非有所为己，心好之而已，亦气质近之尔。若使余气质不近是，则或绝人事，入深山，吾何恋乎哉？”（《康子内外篇·不忍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