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布斯堡王朝
彼得·贾德森，《哈布斯堡王朝》，杨乐言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
引言
本书讲述从18世纪到一战哈布斯堡王朝建立一个统一的、一体化的帝国的种种努力。
第一章
在继承问题上，女王玛丽亚·特丽莎即位。她引入新型工业以打击传统的行会势力；改善农业生产力，通过修正农业制度（将农民交付给领主的劳力和作物转换为上缴地主和国家的现金）。玛丽亚的改革常常是有目的性的劝诱和有技巧的妥协。
第二章
约瑟夫二世继位，推行更激进的改革（独断专行），乃至与社会中的权势者产生利益冲突。他放宽审查制度，进一步推行大众教育（向初等学校提供资金）。实行宗教宽容，对非天主教基督徒实行宽容法令。他进行语言改革，将德语定为官话（这触犯了把持公职的匈牙利贵族的利益）；他终结农民对地主强制劳役的义务。
利奥波德二世继位，努力缓解兄长约瑟夫二世留下的改革引发的冲突。1792年他猝然去世后，其长子弗兰茨一世（即神圣罗马皇帝弗兰茨二世）继位，他倾向于保障皇权和州贵族的利益。在此期间，打赢了拿破仑战争。
第三章
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哈布斯堡王朝也强调法律制度，促进法治化。（页94）
斐迪南一世继位，他有精神障碍。奥地利的城市规模扩张。例如里雅斯特港从18世纪的小渔村成为1820年的世界级港口。
由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如社会动荡），审查制度等管控手段，使得1815-1848年的奥地利被视为政治冷漠社会。（页122）
第四章
在加利西亚，波兰民族主义者发动叛乱，企图复国。但是当地农民反对他们，因为他们更加感激哈布斯堡王朝的农业改革（结束了封建义务）。（页145-146）
由于斐迪南对革命太过妥协，其侄子弗兰茨·约瑟夫一世于1848年继位。1849年，匈牙利爆发独立于奥地利的革命。
第五章
19世纪50年代，哈布斯堡君主国推行的现代化计划实现了很多自由主义改革在1848年设定的目标。而战败和经济崩溃，影响了帝国进行集权化手段的改革尝试。
利奥·图恩伯爵Count Leo Thun负责奥地利教育重组，他是天主教徒，努力平衡宗教教义的保守和大学的学术自由。（页216-217）
1860年，地方上的贵族要求终止官僚中央集权体系，建立联邦制度。
1867年，颁布新宪法，奥地利与匈牙利事务分离，形成二元制君主国。各种自由主义的政治活动抵挡了哈布斯堡皇帝激进专制主义的政治纲领。
第六章
文化冲突，例如语言多样性问题。民族主义的政治斗争以语言文化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
重构教会与国家关系。
民族主义者灌输民族认同感的重要场所：学校。
巴德尼危机：首相巴德尼伯爵要求捷克语和德语成为平等的官话。此举引发德语使用者的示威游行，引发政治危机。执政者看到民族主义者引发社会不稳定的潜力，于是试图分散其动员力，例如将权力授予跨区域政党。（页307）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努力建构多元合一的意识形态，肩负新文化使命，在1873年举行世博会。
当时，民族主义并不威胁君主国本身，而是强迫国家在政治结构和改革上对他们妥协。
第七章
技术进步。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
大众社会崛起，加之经济衰退，中产阶级下层和工人阶级要求更多政治权力，引发与银行家、实业家、大商人等资产阶级的冲突。本地精英通过政治赞助等手段努力巩固其政治霸权。
大众运动削弱了人们对帝国的爱国主义。
第八章
1914年6月28日，哈布斯堡皇储在萨拉热窝被刺杀。
1914年夏，巴尔干战争。军方倾向于反对民主化进程，在战争时期导致人民物资匮乏，再加上严酷的军事化独裁统治（践踏了法治社会），导致人们的爱国主义走向崩溃。
军队精英是政治专制主义的重要基础。军队同样对官僚体系抱有敌意，这主要是因为二者竞争有限的帝国资源。
沙俄入侵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帝国政府没有预料到沙俄能成功），引发难民潮，并且，当地地方政府机构被摧毁。
多年战争后，各地区民族主义的权威人物夺取了当地的权力。（页424）长久的战争侵蚀了人民与国家之间的相互责任感。
尾声
1921年，卡尔一世流亡。
“如果我们可以阻止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影响我们对“帝国”的理解，那么我们就可以探明并分析哈布斯堡王朝作为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并不在于它无力或未能将国内不同的人群统一成一体，就像法国、英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南斯拉夫，曾经都是哈布斯堡王朝历史的一方面。从积极的方面说，这个帝国的独特性在于帝国试图调解作为政治生活中一个关键因素的文化差异，并且尝试把政治和社会体制组织起来，围绕着这些差异更有效率地运作。出于这个原因，我们也可以把产生于帝国的民族主义形式理解为在哈布斯堡王朝体制背景下出现的，以及在这些体制所遇见到的可能情况下出现的独特形式。然而对还记得1914年之前生活的人来说，一旦脱离赋予这些民族主义政治形式生命，并且塑造了它们的发展的体制限制，在战争期间它们就会变成另外一种似曾相识但又陌生得可怕的东西。”（页4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