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
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
◆ 导言：医疗史的另一种叙事
▪ 而没有考虑中医在近代受到攻击的最核心原因是医疗行政能力的阙如，特别是在预防功能上与西医的最终差别。
◆ 沧州个案
▪ 一是西医传教士终于确立了自己不同于一般传教士的福音传播途径和网络，那就是以医院为宗教精神训练的集体空间，而不是普通传教士对世俗领域的渗透与控制。这虽然在空间范围内缩小了福音活动的伸缩半径，但比较清晰地划定了医学传教士的准确位置。二是大量起用中国人专司传播福音之职，以后我们将会看到，这固然起着加快基督教在中国本土化的速度的作用，提高了医院传教的效率，却也会使西医传教本身的宗教角色功能趋于退化，以致失去原有的用意。
◆ 内心冲突的世俗根源
▪ 医院规模越大，与地方教堂的联系反而显得越脆弱。因为大医院拥有较雄厚的财力可供支配，教堂就总想插手对资金的分配进行控制，由此造成双方更为复杂的纠葛和矛盾，最终削弱了医院系统中福音传播的力度和范围。
◆ 谣言传播与教堂空间
▪ 西式育婴堂引进的管理方法遵循的是近代意义上的西方委托制原则，这一原则是拒斥乡土亲属网络介入的，这已成为导致清末教案冲突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原因。
◆ 医院与“委托制”
▪ 现代医疗体系中“委托制度”的产生确实与传统的基督教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比如日常医学治疗与教堂活动都具有隐秘的特征。
▪ 现代医学有两项革命性的突破：一项是对“准确真实性”（exact truth）的寻求。
▪ 第二个革命性事件是“托管制度”（trusteeship）的出现。“托管”的信念是“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所表述的国际责任最新思想的直接产物，但其最早起源于对个人的尊重。
◆ 大树底下动手术
▪ 西医传教士们终于意识到，西方的医疗系统之所以遭到中国百姓的疑惧，一个主要原因在于西方医院治疗的隐秘性与中国医疗过程的公开性具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医生要想得到中国人的充分信任，就必须被迫使西医技术认同于这种公开性的特征，以克服中国病人的陌生感与距离感。
◆ 社会服务理念的诞生
▪ 古典的医疗知识和儒学传统的结合，一方面给儒学以更多的象征性权力，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他们不可能垄断医学知识，并在制度职能上使之趋于专门化。因为医学知识是向全部研究经典传统的人士开放的，为了实现“仁”和“孝”的道德优势，医学往往被视为推广道德教化的必要训练。
▪ 从空间的构成状态而言，西方医院制度进入中国之初之所以不被接受，也恰恰是因为医院的封闭式和陌生化的管理与传统社区治疗比较注意亲情化的熟悉氛围具有相当的距离，甚至到了民国十九年（1930年）还有人把西方医疗空间的神秘性与西方的神学生活相比拟，借以为中国民间医疗传统辩护。其意是说，西方医疗空间“宇墙崇闳，器械精良，由门而庭，俨如王者，病者受传呼而入，则入于博士诊病之室，白昼而玻窗也，必四围周以曼幔，绝不通一线之阳光，张电灯而从事，病者仰视医生，如见阎罗王”。其结论是：“此何为者，非今之天骄西医，犹未脱彼太古神学之生活也哉？”（注：顾惕生：《中医科学化之商兑》，载《医界春秋》，41期，2页，民国十九年。）
◆ 乡村的“社会实验室”
▪ 在晓庄的一个观察发现改变了陈志潜半生训练中信奉的教条，也引发了几十年后中国大地上的一场医疗革命。陈志潜的观察发现，受过高度训练的“白大褂”医生永远属于城里人，而一位缺乏深度医疗训练的卫生人员也能有效应付日常疾病。在晓庄，虽然仅是教师和相关人员被动员参与急救工作、预防接种及提供消毒药品，改善供水与卫生环境，却使陈志潜萌发了从村庄本身的群体中选择卫生从业人员的想法。这个想法更形象地说就是不要总指望城里的“白大褂”惦记着下乡，而要想办法如何在村里寻找可以立即穿上白大褂的人，尽管乡村的此“白大褂”非城里的彼“白大褂”。医疗技术简易培训的“在地性”变成了陈志潜终生奋斗的目标。（注：参见陈志潜：《中国农村的医学——我的回忆》，87页。）
▪ 在陈志潜看来，“科学”与“商业”的结合程度变成了城市医疗发展的指标和特点。不过，要把这个城市场景生硬地搬到农村就会出现问题。在广大农村，“科学”与“商业”的合谋恰恰阻遏着西医的普及范围，“一般人民的心理不容许科学与商业同时同等的发展。打盐水一针，收大洋拾元，是日见不鲜的事实，就蛮可以证明医学商业化后必定流于欺骗。最漂亮的医生，应用最漂亮的器具与言语，专门伺候社会上极少数的阔老爷姨太太，是今日社会上大多数知名医师的勾当。这种欺骗与装饰的形态，绝对是一种科学商业化后的结果，与中国人民健康毫无关系，与国家办医学校送留学生的目的是毫不相干的”（注：陈志潜：《请医药卫生技术人员下乡》，载《民间》半月刊，1卷，7期，1～6页，1934。）。
◆ “成本”决定一切
▪ 经过一番慎重思考，陈志潜终于构想出了乡村医疗变革的关键在于实现两个目标：医药价格与设备的“非商业化”和医疗人员训练的“在地化”。
◆ “巫”还是“医”：经济的考量
▪ 当时分布在京郊的许多村庄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仍没有多少中医，西医更是难见踪影。在前八家村附近，巫医人数就比西中医为多，因为中医是在民国十年以后才在村里出现的，巫医的地位明显高于中医。这在华北地区似乎是个相当普遍的现象。民国二十四年张家口地区的《阳原县志》曾记载说，到当年，县境内还没有西医，“中医亦不能遍村皆有，然三百户以上之村，类有一人”（注：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189页。）。民国十四年，县政府曾举行一次中医考试，但从记载的效果来看，似乎不太理想。所以县志上说：“未曾考而为人所信仰者，亦不禁其诊视。富者得病，率皆延医诊治；贫者往往听其自痊自死，终身未曾服药者，约占三分之二。近年赤贫者，往往衣食皆无，更难求医疗疾矣。妇女有病，亦有舍求医巫者，痊则信其灵，死则由其命。”（注：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189页。）许多地方乡人有病先请香头去治，不得已时才请中医，最后才请西医。
▪ 乡人得病一般来说是看不起医生的，除非其收费能负担得起。中医出诊需雇轿去请，医生来到家中开出处方后一般都要酒饭招待，还要赠送“红包”，金额多少不等。如是在家悬牌应诊，俗称“医寓”，一般是只诊病、开处方，不供应药品。也就是说，看完病后仍需到药店取药而付一笔药费。如民国时期道县的何纯斋是专门在家候诊的，他门前悬一“何纯斋寓所”的牌子，凡是来求诊的，得到处方以后，自觉丢一“红包”在桌上。红包钱不拘多少，病人家境好的多封，家境差的少封。（注：参见《道县卫生志》，合肥，黄山书社，1992。）
◆ 从“个体防疫”向“群体防疫”的过渡
▪ “中医”防疫区别于西医之处仍在于其临时应对的仓促和个人经验的支配性作用。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福建惠安流行霍乱和鼠疫，达到了死者枕藉的程度。名医涂去病与城中同人及有识之士共倡义诊，于西城楼建施药处，他带头义诊。当时时疫来势凶猛，变在顷刻，中医防疫往往疲于应付，常常药未及熬成而病人却已丧命。涂去病献出解毒活血汤、加味甘露消毒饮、地浆等家传药方。每日煎好大锅汤药，搅好地浆，任人随时取用。又将解毒活血汤编成歌诀，由晋江中医公会印发传播，以方便病家。
按中医的看法，涂去病以抓主症、药精而量大、擅攻下法为其独特诊疗风格。一剂之中，投放大黄二两、麻黄八钱、附子一两是寻常事。又如大承气汤为峻泻方剂，他曾让一患者连服五十余剂而病愈。（注：参见《泉州市卫生志》，390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 还有一些诊所在施药过程中另配以其他方剂，但从不公开处方。如天门县远在1775年就开设了“来保安诊所”，以治疗疟疾闻名，对疟疾患者投以常山、大白、乌梅、大枣等药，每剂药方还另加末药一包（末药的配方是：以柴胡、黄芩、川芎、当归文火炒焦，草果燃烧成炭，混合后研成粉末），据说服后即疟止，疗效十分灵验。每逢夏秋季节，疟疾流行之时，求医购药者接踵而至，每天售药数以百帖。可对于末药，从不公开处方，直到1958年参加联合诊所时为止。就这样，来保安的疟疾药秘传了六世，历时一百八十余年。（注：参见《天门县卫生志》，78页，1984。）而这种秘传办法则恰恰是持“社会医学”观点的西医们所诟病的。
◆ 专业分层与政治分层
▪ 再看看政治分层的标准。福建省卫生厅在1958年以闽侯县为重点，对各类社会开业人员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这次调查的一个标准显然是以“政治”态度为依据的。闽侯县当时有中医、西医、护士、助产士共计1091人，其中共产党员只有8人，共青团员14人，党团员仅占全县医务人员总数的2.02％，而反动党、团、会道门分子、伪军政人员、劳改犯、政治历史不清的人员则占多数，这些人被认为是受资产阶级思想和反动政治影响很深。马尾区152个社会开业卫生人员中，参加过反动党团和反动会道门的人、伪军警、伪保甲长、汉奸、特务、土匪、伪职员等共计52人，占总人数34.2％。全县52个联合诊所（包括分所）的22位正副主任中，伪军政人员、伪保甲长、特务嫌疑分子等达16人，占领导成员的73％。（注：参见《闽侯县社会医务人员政治情况十分复杂》，据新华通讯社福州1958年5月15日报道。）
◆ 第八章 防疫、社会动员与国家
▪ 场景转换到了4月2日这一天，英国记者阿兰·魏宁顿正驾驶着一辆吉普车穿越一段偏僻的山地。一架飞机突然从头顶上掠过，飞越高度使人难以看清其轮廓。约二十分钟后，魏宁顿发现一些小点子从很高的天空中飘飘洒洒地坠落了下来，落到低处一看，是几百片褐色的树叶。他描述道：“突然，天空中也到处出现长翅膀的、鼓翼乱飞的昆虫，其中许多落在我们身上。在几分钟内，我们就用筷子捉到几十只。这时，只有很轻微的风，小得不能把树叶子由附近的山顶上吹跑。但是，为了稳妥起见，我们由附近的各种树叶子中挑了一些样品。”（注：《新华社朝鲜前线记者和英国〈工人日报〉记者报道目击美国侵略军飞机撒布毒虫毒物情形》，载《人民日报》，1952-04-09。）这些从不同场景中收集到的目击证词，后来大多成为美国在朝鲜发动“细菌战”的证据。
◆ 密度极高的轰炸时间表
▪ “三月六日二十一时，美国飞机一架侵入我青岛市郊，撒布细菌毒虫，敌机过后，青岛市东郊太平角及沙子口等地居民发现大批突然出现的苍蝇、蜘蛛和小甲盖虫、蚂蚱、土蜂、蚂蚁等毒虫。”（注：《美侵略者竟把细菌战扩展到青岛，并继续在我东北地区疯狂撒布细菌毒虫》，载《人民日报》，1952-03-15。）一串串的地名和呈连续性的轰炸时间表交相印证，昭示着“细菌战”空间的不断扩大。
◆ 毛泽东的焦虑
▪ 毛泽东的发怒是对以下数字的一个反应。1965年，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毛泽东据此判断：“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注：《对卫生工作的指示》（1965年6月26日），见《红卫兵资料续编（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藏，2974页。）
◆ “中医”为什么不是“保健员”？
▪ 与这些“西化”精英相比，毛泽东倒是丝毫不掩饰对“中医”的喜好。有一次他和私人医生谈到鲁迅时说，鲁迅在《父亲的病》中对清代名医叶天士用梧桐落叶做药引不以为然，其实，叶天士取秋天的梧桐叶，恰可验证中医感悟人地关系的能力，人体的病变和气候、环境有互动的联系，这样的看法十分高明。毛泽东确信“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特点正是中医能适应自然和社会土壤。环境、气候、习惯、气质的差异造就了中医的不同门派和各家学说，有很强的乡土适应性。（注：参见邢思邵：《毛泽东同志关怀中医事业——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90周年》，见上海中医学院编：《中医年鉴》，7页，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毛泽东在1965年8月2日接见钱信忠和张凯时，甚至大谈乡村“神医”的好处，让他们着实吃了一惊。毛泽东说，神医有三个好处：神药它保险，不会害人，没有毒；第二个好处是省钱，几个铜板就可以了；第三是给病人精神安慰，病也就好了。
▪ 毛泽东指责中央和各地卫生部门领导对中医中药抱着严重的粗暴的宗派主义态度，这是一种极端卑鄙的恶劣的资产阶级心理的表现。（注：参见《一九五四年六月底七月初对中医工作的指示》，载《云南红卫兵资料（一）》，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藏，23页。）
毛泽东这次措辞严厉的震怒，掀起了中西医互学的高潮，但令他大感遗憾的是，对“中医”的赞美虽有升温之势，却只是抬高了中医自身的地位，仍没有对最与农民相关的“三级保健卫生系统”发生影响。也就是说，在他“六·二六”震怒之前的十年时间中，中医居然没有被有效融入“三级保健体制”中发生重大作用，而是仍以个体（或者集体）的形式若即若离地与之发生着瞬时不定的关联。最使毛泽东焦心的是，“保健员”的培训仍受西医的速成法支配，而没有中医的立足之地。这种训练方式让我们想起了马龙瑞的设想，训练程序几乎没有超越陈志潜时代的构思和实践水平。至此，我们终于知道毛泽东震怒的最深层原因了。
◆ 政治运动中的人际关系网络
▪ 赤脚医生身份作为一种符号经过大量“文化大革命”式政治话语的包装，具有了以下内涵：赤脚医生具有极为鲜明的阶级身份标志，在筛选程序中，他们只能来源于经阶级成分划分的“贫下中农”阶层。由于出身贫贱，赤医的心灵充满了道德拯救感，具有强烈的爱憎和感情倾向性。
◆ 医病关系的“不变”与“变”
▪ 毛泽东当年的湖南老乡曾国藩显然深谙此道。他征募兵勇坚决不用城市油滑之人，而大量用乡野朴拙之人。曾国藩的理由是，只有出自湖南本地的乡野村夫，才能流露出保卫桑梓的真实情感，并能自觉地转化为行动。曾国藩虽以“儒教”卫道者自我标榜，骨子里仍是想以桑梓乡情为号召。毛泽东深知，在中国农村，邻里乡土关系是医患关系的主轴，这与城里“西医”主宰下的现代医患体系有相当大的差别。
▪ 病人“自主性”的消失在西方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19世纪以前，病人对自己的病情与治疗方式有相当大的自主空间。为了使尊贵的病家满意，医生必须使用日常生活的语言来解释病情，而病人自我感觉到的症状更是医师关注与诊治的焦点。在西方医学经过“床边医学”（Bedside Medicine）、“医院医学”（Hospital Medicine）、“实验室医学”（Laboratory Medicine）的变化过程后，对疾病的定义也开始从病人自我感觉的症状转变为医生透过各种仪器如显微镜测得的病征。即使是一位充满爱心的医生，其专业训练也将迫使他将注意力集中在病人以外的病征、数据与检验报告上。
◆ “口罩论”与“穿鞋论”
▪ 毛泽东以曾经是乡下人的天然敏感，意识到了发源于为城里人服务的医院体制与乡村生活化的日常治疗场景是无法完全调和的。“六·二六”批示中的一段批评式表白，矛头就直指西医体制改变了传统中国的“医患关系”。“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染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传染给自己。要分别对待嘛！什么都戴，这肯定造成医生与病人之间的隔阂。”（注：《红卫兵资料续编》，2975页。）
毛泽东这段著名的“口罩论”完全可以看做近代以来中国农民对城里“白大褂”医生反感情结的一种延续，只不过他把这种贯穿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普遍情绪用一种相对理性的话语表达了出来。
◆ 结论：医疗史、“地方性”与空间政治想象
▪ “医疗史”研究不是单纯探索某种疾病发生、传播与治疗的现象分析，或者仅仅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医疗系统如何传播扩散的“制度史”描述。近代以来医疗领域发生的所有变化，与其说是中西医冲突和融合的历史结果，毋宁被看做“现代中国”完成基本构造和建设任务的一个重要步骤。
◆ 疾病隐喻、社会动员与“国家意识”
▪ 在本书中，我们认为，西方医疗制度向中国的渗透，无疑是现代帝国“殖民品格”对中国进行全面规训的一个重要步骤。
◆ 跨区域运动与“地方性”的重构
▪ “现代中国”的建立特别是新中国的诞生区别于晚清以前帝国形态的最大特点是，人数最广大的民众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新的“政治共同体”之中，从而彻底改变了相对静态的生活轨迹。
▪ 新中国政治传统的构造与毛泽东对近代历史的认识和发动革命的动机密不可分。毛泽东自年轻时就深信，只有群众的集体努力才能把社会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个别难以解决的问题，如果把它作为一场总体运动的一部分，那只要作出较小的努力就可解决。（注：参见［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等译，112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把社会提升到一个新水平的关键步骤是创造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其中所有的个人都将改造自己的公共生活形象，以及自己在其中担任角色的形象。
▪ 一些政治学家已经意识到，毛泽东注重“政治”的过程化而反对专业化的组织常规，因为专业化强调最好由专家来处理问题。尽管毛泽东并不直接反对知识分子，但他深深地怀疑专业化的有效性和动机。专业主义的观点宣称，为了恰如其分地处理某些问题，有必要利用专家的知识。可是，专业化会对群众的积极性和党的权力产生微妙的限制。（注：参见［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等译，113页。）很少有人注意到，对政治运动中这种“过程重要性”的强调，对僵化的专门化制度的冲击，很可能恰恰是某种“地方”传统的思维在起作用。比如毛泽东早年所接受的“湘学”训练对专门化知识分类与实践相脱节的厌恶感，也许就是一种支配性的因素。（注：参见杨念群：《从五四到后五四：知识群体中心话语的变迁与地方意识的兴起》，见《杨念群自选集》。）
◆ 什么是“现代政治”？
▪ 从中国历史的内在演变而言，“古代”政治应该大致包括这么几种形态要素：帝国控制着广大的领土；皇权政治的“专制”倾向；科举制支配下的官僚选拔和治理；基层社会的宗族性道德支配等等一些特征。（注：关于古代政治比较简捷准确的表述，可以参阅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三联书店，2001。）
而中国现代政治的基本要素可能大致越不出以下的表述：皇权符号倒塌后道德和社会的无序；军阀混战背景下的一统趋势；民族国家力量的干预逐渐加强；自上到下科层行政体制对传统自治状态的取代等等。（注：关于近代知识人政治思想转变过程的一般性概括，可以参阅王尔敏：《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应变之自觉》，见《中国近代思想史论》，323～36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