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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ett, M 2002, To become a god: cosmology, sacrifice, and self-divinization in early China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rvard. How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heaven in early China. Max Weber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rationality, so he understands early Chinese thought through this perspective (p. 7). Feng Youlan believes the feature of Chinese thought is correlative thinking (p. 10). In a word, past literature has two paradigms on early China: (1) China has a this-worldly spirit (Weber); (2) China has transcendence (Jaspers) (pp. 11-13). The author says we should come back to the context per se (pp. 24-25). The author argues that early Chinese thought emphasizes self-cultiv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self-divination (pp. 26-27).  In the Shang dynasty, China started with a rupture between God and humans (rather than continuity). "Accordingly, humans had to, within the limits of their powers, use rituals to place these spirits in a hierarchical system. in w

冯军旗，“中县干部”，博士论文，北京大学，2010年。 中国政治有两个特点：一是上下同构，上层和下层的政治有很多的类似性。二是政治的精英性，从古至今，中国一直是“精英治国”，革命无非是新的精英打倒旧的精英。（页13） 年龄规范引发的另一个问题则是干部的年龄造假问题。这个问题虽然无法统计，存在却是不争 的事实。当我问个别干部的年龄时，他们常笑说是档案年龄还是实际年龄，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的 存在。年龄造假问题直接关系到权力的得失和各种待遇的有无。因为年龄一旦到站，带来的就是权力和待遇的丧失，所以这个问题实在是个大问题，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因而把年龄改小几岁，多掌几年权力，也就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事情。对此，一位科级干部说： “我所知道的改年龄的就有 2 个，一个把年龄由 1953 年改到 1958 年，一个现在在外县做组织 部长，管这事，更容易改了，有人根据他的年龄倒推，他 9 岁就做民办教师了，怎么可能？在不在 领导岗位，差别太大了，在领导岗位，有车坐，有烟吸，有酒喝，还有各种特权。不在领导岗位呢， 有人编了个顺口溜，‘ 上午县城转半天，中午回家吃干饭，到了下午接着转。 ’不仅待遇没有了，转 了半天吃饭的地方都没有，原来在外吃饭省家里，现在在家吃饭耗家里，一反一正，你想想。”（访 谈，2009）（页33） 很多干部说，中国机构膨胀的根子之一就是进口不严，但是“请神容易送神难”，一旦被精简，被端饭碗，往往引发不稳定事件，甚至引发血案。（页37） 中国的单位制度既造成了单位壁垒和单位分割，也形成了各种单位进入门槛和各种单位内部劳 动力市场。单位等级和单位权力资源的不均衡分布，形成了中国人 “想象的共同体”的所谓好单 位、一般单位和坏单位，这使得单位的差别演化为干部的人生际遇和命运差别。因此，如何能进入 具有优势权力资源的单位就成为很多中国人一辈子追求的目标。（页54） 初职在哪个单位圈内就业，将对干部的成长产生深远影响。（页56）初职分布在一级机构的干部，其成为领导的可能 性明显比在二级机构的要大，其在政治阶梯上升的也明显快。按中县干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起 点高，进步快；起点低，进步慢。所以初职的分布对一个干部的整个政治生涯都有重大的影响。（页60） 改革其实就是权力、利益和资源的再分配，就是把一些权力和利益还给社会。改革，某种程度上就是权力集团和利益集团的自我削弱。（页58

威尔•杜兰特，《文明的故事》，北京：天地出版社，2018年。 〇《东方的遗产》 ▪ 大洋洲东部的波利尼西亚人的网有1000古尺（每古尺等于45英寸）长，要100个人才能操纵。由这样的操作方法，才产生了经济的规则，并连带地产生了政治的组织。而对食物的共同需要，有助于国家的形成。 ▪ 有三项进一步的发展是原始人类用来创造经济文明的必要要素：运输的机械装置、贸易的进展与交易的媒介。 ▪ 农业虽然创造了文明，却也带来了私人财产制度，还带来了奴隶制度。在纯粹狩猎社会里是没有听说过奴隶制度的，猎人的妻子儿女足够去做那些卑贱的事务。男人则在打猎或战争等激烈的活动与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和平生活之间，选一即可。原始人类的懒惰特性有其根源，一般推测是源于由战斗与打猎造成的过度的疲乏而养成的慢慢休养恢复的习惯。当然还未懒到一直躺在床上不起来。要使这类无规则的活动转变为有规律的工作，有两件事是必需的：耕作的常规与劳力的组织。 ▪ 人类终止了同类之间的杀害与相食，仅仅是使之成为奴隶，这是伦理上的一大进步。现今即使两国交战，胜利者已不再杀戮以灭绝它的敌国人民，而是代之以战争赔偿。 ▪ 渐渐地，经过了农耕与奴隶制，由于分工和人类天赋的不同，不平等与阶级的区分代替了自然社会里的不平等。“在原始的团体里，我们发现了一项规则，即奴隶仍然有一定的自由，没有农奴与世袭地主之分，即使酋长与其顺民之间的分别也很小。”慢慢地，由于工具与贸易等因素的增多与复杂，便有了强者、技艺者与弱者、无技艺者之分。每种新的发明，都是强者手中的工具，用来作为增强主宰地位并使役弱者之用。天赋再加上优厚的机会使优越的财富集团形成，更使本来是同一的社会一变而为阶级与层次分明的社会。富与贫成为牢不可破的财富与穷困的意识，阶级的斗争像一条红线贯穿了全部的历史，进而国家兴起并成为阶级管理、财产保护、战争发动及和平组织的不可缺少的手段。 ▪ 家族才负起了规范两性之间与世代之间关系的微妙任务 ▪ 经济关系与政治统治取代了王权而作为社会组织的主体时，家族便失去了社会基层组织的地位，在下层由家庭取代，在上层又为国家接替。政府处理为维持法纪而遭遇的诸多问题，家庭则负起工业改进与种族延续的任务。 ▪ 只要是母权制的地方，男人们都必须前往女方家族居留。自父权系统发展后，男方在一段服侍期届满后，可向女方家长请求携同他的新娘回到男方的家族。如雅各（Jacob

牟宗三，《五十自述》，台北：鹅湖，1990年。 >>农人由春耕而秋收，这也是一种终始条理的运作过程。运作而有成，便是一种圆足。农人只有秋收，而不会悲秋，因为他们的生命是坚实的，心灵是凝聚的。 >>这是新式的人祸，这才是真正的人祸。这人祸不是老式的政治腐败、贪官污吏，而是青年、党人、知识分子，总之是新式的秀才。他们在意识上接受了西方近代的新玩艺，他们会在意识的观念上出花样，起风波。我当时很赞叹他们，但一方也觉得不对劲，觉得与我生长于其中的那谐和的一套全相违背。不但是与那生活违背，而且与那生活中的意义真理也全相违背。这点使我直接地感到不对劲，感到天下从此多事，感到民生之多艰，祸乱之未已。我不能赞成他们。 他们要极端、要激烈、要冲动、要冒险犯难。这些是普通的字眼，也是常有的行径。但在当时的特殊形态，则是要极端的左倾，这样才是革命的性格。 >>但我想革命是有其主要的客观课题，有其固定的客观对象，不是与人为仇。但是他们当时的意识好像把革命的主要课题、客观对象，下散而为"与人为仇"，那极端的左倾是内心的仇恨心理。 >>知识分子从北京大学回乡，乡下人心中也是另眼相看的。但我迅速地感到在父老兄弟面前，在亲友面前，于帀会时，很严肃地摆起面孔称同志，那意味总不对。那是太客观了，太政治了，太形式化了。顿然觉得我自己的生命被吊在半空里，抽离而干枯了。我也觉得父老兄弟亲友的生命也吊在半空里，抽离而干枯了，那太冷酷，太无情。 >>我名此为大浪漫的精神，那时代为大浪漫的时代。那内在的忘我的志气之锤炼是在这样一种大浪漫精神下进行的，那锤炼自始即不是个人的道德自觉的，而是由政治的理想与党的行动所逼成的，所以也不是自道德意义本身的立场而来的内在觉悟，而是由外在的目的把生命套在集体行动中而通出的，这是被携带出的貌似的道德，因此也是工具意义的道德，盗亦有道的道德。当然一个人可以为其所信的客观理想而献身，但是这必需发自内在的不容已之心愿，这就不能是唯物论的放纵恣肆，先须从个人自己内在生命处护住道德意义的本身，然后再说献身忘我，那方是真正的道德、圣贤的心肠。但是那大浪漫时代的形态却不是如此，所以那内在的忘我的志气之锤炼根本就是非道德的。那是道德的影子，那忘我无私的貌似圣人而实非圣人，也只是圣人的影子。这就是神魔混杂的忘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