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故事
威尔•杜兰特，《文明的故事》，北京：天地出版社，2018年。
〇《东方的遗产》
▪ 大洋洲东部的波利尼西亚人的网有1000古尺（每古尺等于45英寸）长，要100个人才能操纵。由这样的操作方法，才产生了经济的规则，并连带地产生了政治的组织。而对食物的共同需要，有助于国家的形成。
▪ 有三项进一步的发展是原始人类用来创造经济文明的必要要素：运输的机械装置、贸易的进展与交易的媒介。
▪ 农业虽然创造了文明，却也带来了私人财产制度，还带来了奴隶制度。在纯粹狩猎社会里是没有听说过奴隶制度的，猎人的妻子儿女足够去做那些卑贱的事务。男人则在打猎或战争等激烈的活动与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和平生活之间，选一即可。原始人类的懒惰特性有其根源，一般推测是源于由战斗与打猎造成的过度的疲乏而养成的慢慢休养恢复的习惯。当然还未懒到一直躺在床上不起来。要使这类无规则的活动转变为有规律的工作，有两件事是必需的：耕作的常规与劳力的组织。
▪ 人类终止了同类之间的杀害与相食，仅仅是使之成为奴隶，这是伦理上的一大进步。现今即使两国交战，胜利者已不再杀戮以灭绝它的敌国人民，而是代之以战争赔偿。
▪ 渐渐地，经过了农耕与奴隶制，由于分工和人类天赋的不同，不平等与阶级的区分代替了自然社会里的不平等。“在原始的团体里，我们发现了一项规则，即奴隶仍然有一定的自由，没有农奴与世袭地主之分，即使酋长与其顺民之间的分别也很小。”慢慢地，由于工具与贸易等因素的增多与复杂，便有了强者、技艺者与弱者、无技艺者之分。每种新的发明，都是强者手中的工具，用来作为增强主宰地位并使役弱者之用。天赋再加上优厚的机会使优越的财富集团形成，更使本来是同一的社会一变而为阶级与层次分明的社会。富与贫成为牢不可破的财富与穷困的意识，阶级的斗争像一条红线贯穿了全部的历史，进而国家兴起并成为阶级管理、财产保护、战争发动及和平组织的不可缺少的手段。
▪ 家族才负起了规范两性之间与世代之间关系的微妙任务
▪ 经济关系与政治统治取代了王权而作为社会组织的主体时，家族便失去了社会基层组织的地位，在下层由家庭取代，在上层又为国家接替。政府处理为维持法纪而遭遇的诸多问题，家庭则负起工业改进与种族延续的任务。
▪ 只要是母权制的地方，男人们都必须前往女方家族居留。自父权系统发展后，男方在一段服侍期届满后，可向女方家长请求携同他的新娘回到男方的家族。如雅各（Jacob）为了妻子利亚（Leah）与拉结（Rachel），而去侍奉她们的族长拉班（Laban）。
▪ 贞操观念是相当晚近才发展起来的。原始时代的少女不怕失去童贞，而怕不能生育。
▪ 是什么原因使童贞从被视为缺点，转变为妇女的美德，并使它成为所有较高文明沿用的道德律中的要素之一呢？无疑是财产制度所致。婚前的贞操对于一般少女来说，是父系制里的男人将他的妻子视为财产所有权的一项延伸。
▪ 女孩们绝不许外出露面，仅能见亲戚几面。在婆罗洲的一些部落，将未婚少女幽禁在偏僻地区。从这些原始的风俗到印度妇女隔幔的深闺习惯仅一步之差，再次说明了“文明”是多么接近“野蛮”。
▪ 亲子关系有助于伦理规范的传承。起初，孩子的动物性成分高于人性的成分，由于不断地接受种族的伦理与精神的遗传，才渐具人性。
▪ 对死亡的恐惧出于对未可知和突发的事件感到不可思议，而寄望于神助并祈求好的命运，于是产生了宗教信仰。惊奇和神秘总是与性、梦幻及人和大地之上的浩瀚星空密切相关。
▪ 几乎所有原始的语言都局限在感觉与个体上，没有普遍性或统一性。比如，澳洲的土著给狗的尾巴是一个词、牛的尾巴又是另一个词，尾巴一词没有一个共通的名字。
▪ 到了一千，又换个新符号。及至到了一百万，则画个人用手摸着头来代表。
▪ 就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哲学著作而言，最早的要数《普塔霍特普之教训》。这篇教训的年代，可上溯至公元前2880年——比孔子、苏格拉底及释迦牟尼要早2300多年。
▪ 史学家都相信，犹太教、罗马天主教乃至现代的基督教，对于巴比伦的圣诗及宗教仪节，不仅接受其形式，而且也接受其内容。接受内容中，最显著的一点就是沉重的罪恶感
▪ 叙利亚人相信，这个神就是太阳。太阳喜欢享受烧烤过的小孩子。叙利亚人对神的最大献礼，就是以自己亲生的子女为燔祭。子女燔祭之时，父母必盛装亲临观礼。作为牺牲之儿童，率先由祭师安排，坐于所献神像怀中。典礼开始，喇叭箫鼓之声大作，淹没了被烤炙儿童的哭叫声。
▪ 耶和华原为迦南土著民族所信神道之一，这位神，迦南人称之为雅胡（Yahu）。[101]犹太人征服迦南后，雅胡也接受了改造，于是便成耶和华。
▪ 犹太人的先知，可以说都是“街头政治家”。他们不满现状，对时代看不惯，对当权者看不惯，对祭师集团看不惯，乃至对整个闪米特看不惯。
▪ 上帝造人的神话，按波斯人及某些《圣经》注释家的说法，上帝所造的人，最初是一个具有男女两性的连体婴儿——一男一女背靠背连在一起，和著名的泰国连体双生子一样。至于把男女分成两人，那是后来的事。这种说法，令我们想起《圣经》上有段怪话。《创世记》5:2:“他造男造女，取名亚当，并予祝福。”这段经，历来研究神学的人都把它轻易放过了，但有人则指出，这就是上帝所造人类祖先，乃男女连体双生的证据。
▪ 波斯的最后审判，与埃及的《死者之书》同样具有惩恶劝善的效果。最后审判之说，在波斯占领巴勒斯坦期间传入犹太。犹太神学中之《末世论》（Eschatology），可以说就是波斯最后审判的翻版。
▪ 东方大帝国，一传再传便即崩溃，似乎是理所当然。因为这类帝国的兴起，完全凭借的是武力。一旦武力不能维持，帝国即会趋于瓦解。创业君主，多为军人领袖，他们自己就是武力的核心。可是，他们的子孙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和武力便越来越疏远。
帝国的土崩瓦解，中央武力衰颓是一层原因，另一层则是被征服者时时均有恢复自由的渴望。一个帝国版图之内，往往原先是许多国家。这些国家由于语言、宗教、道德标准、风俗习惯不同，因此，一旦有机可乘，大家便会分道扬镳。
▪ 当我们发现印度的历史与文学仅通过口耳相传，即能持续如此长的时间而不中断，真令我们百思难解。《吠陀经》经典与叙事诗都是一些诗歌，代代相传，全凭背诵。他们并不期望用眼去看读，而是凭声音去听。就是借这种方法，早期的印度满足了对知识的渴求。
▪ 如异教所想象的快乐不可能在这里出现，也不可能在以后出现。只有平静才可能，只有冷静沉着的渴求才能了结，只有涅槃。
▪ 当一个笨愚的人冒犯了他，释迦沉默地听他的咒骂。但一当他骂完，释迦就问他：“孩子，如果一个人拒绝接受人家送他的礼物，这礼物该属谁呢？”这人说：“谁送的，就退还给谁。”释迦说：“孩子，我不接受你的诽谤，你自己带回去吧！”
▪ 到各地方传播教义。告诉他们所有贫穷低贱与富有高贵并无二致，终将合一，正如众河流之归于大海。
▪ 释迦说，我们理解了伦理的不合理与心理的自我意识。焦虑并没有真正地将躯体与精力分开，但在生命的流水里出现了涟漪，在命运挡风网里出现了解与未解的绳结。当我们将自己看作全部的一部，当我们以大我的名义来重组我们自己与重新构成欲念时，我们个人的失望与失败，我们不同的感觉与不可一免的死亡，就不会再像以前那般使我们感觉痛苦，他们就失落在无尽的广原中。当我们学会了爱世人及众生时，我们终究会寻得内心的平静。
▪ 多数的宗教所企图担负的任务之一是解释罪恶，为人们发现一套理论，这样他们可以接受罪恶，即便不是兴高采烈，至少可以心平气和。生命真正的问题既然不在于痛苦而在于不该遭受的痛苦，印度的宗教给悲哀和痛苦赋予了意义和价值，借此缓和了人类的悲剧。
▪ 东方在被工业革命波及以前，一直无法了解西方对待生命的热忱；西方人的无情的忙碌与急迫，不满足的野心，那些省气力却损害神经的工具，那进步，那速度，在东方看来只是浅薄与幼稚。东方之不能了解这种对事物表象的深度沉溺，这种拒绝面对终极真理的机巧，犹如西方无法测度那种传统东方之宁静的怠缓，那种“滞止”和“无望”。热是不能了解寒的。
▪ 1895年，日本在西欧国家的压力下，将辽东半岛交还中国时，即有40位军人为此切腹以示抗议。而1905年的日俄战役，若干日本海军也宁可切腹自杀，也不愿作为俄国的战俘。通常一位优秀的武士若受主人非难，他将毫不犹疑地在主人家门前切腹自杀。切腹自杀实为每一武士入门进阶必修课题，而当某武士切腹自杀时，其知己朋友更应即刻砍下该武士的首级，成全他的愿望，减少他的痛苦。这种传统武士道精神的熏陶，遂成就了日本军人的大无畏精神。
▪ 伊藤仁斋的家人并不赞同他研习儒道，讥骂他的研究是不切实际的，并预言如他继续研究学问将会贫贱至死。因为他的家人认为：“研究学问是中国人的专长，对日本人来说却毫无用处，即使很有学术也卖不出去，倒不如学当医生好赚钱。”
〇《希腊的生活》
▪ 一位埃及祭司曾向梭伦说过：“你们希腊人不过是一群幼儿，言多而自负，实则对历史一无所知。”当米利都（Miletus）的赫克特斯向诸埃及祭司夸耀他可以追溯他的祖先远至15代前的一位神明时，这些祭司静静地在神殿中向他展示了345座大祭司的塑像，每位大祭司都是前一位的儿子，自从诸神统治大地后，共计345代。
▪ 按照法典的特殊规定，所有的斯巴达男性，自30至60岁，都要在公共食堂用膳，公共食堂的膳食在品质上较差，在分量上也稍感不足。按照普卢塔克的说法，立法者的宗旨是预先磨炼他们以适应战时的匮乏，同时也使他们不致因享受和平而消沉堕落。他说：“他们不应当消磨其生命于家庭，躺睡在奢侈靠椅和坐在华丽的桌子上，把自己托付给商人和厨子，而自己躺在角落里像一个贪婪的野兽一样养尊处优，日益痴肥。这样不仅毁灭他们的思想，而且还会毁灭他们的身体，身体如果因享受及食用过量而衰弱，则需要睡眠、热水浴和免于工作的自由。总而言之，如果他们长期享受和腐化，就需要较多的照顾。”
▪ 观众和戏剧同样有趣。各阶层人士不分男女都可入场观戏，而且自公元前420年以后，凡需要钱的人，入场时可从政府领到2个奥勃的观赏费。女人与男人分开坐，娼妓有她们自己的位置。按习惯，严谨的妇女是不看喜剧的。希腊人观戏时很热闹，与其他地方的集会类似。他们边吃坚果、水果，喝酒，边听戏。亚里士多德说，一出戏演得好坏，从观众吃掉东西的多少可以看出。观众为了抢位子而争吵，为自己喜欢的角色鼓掌喝彩。遇到讨厌的，则发嘘声喝倒彩。当情绪更加激动时，他们以脚踢下面的凳子表示不满。愤怒时可能用橄榄、无花果或石头将演员赶下台。埃斯基涅斯因演出激怒观众，几乎被观众用石头打死。埃斯库罗斯由于观众认为泄露了若干埃莱夫西斯地区神秘仪式的秘密，差点被观众打死。一名乐师向人借了一堆石头来盖房子，答应当他下一次演出时，将观众丢掷的石头收集起来后再还他。有时候演员雇一批人坐在观众中，假如观众起嘘声，他们就以喝彩叫好来压制。喜剧演员甚至以撒坚果来讨好观众。只要观众不高兴，就可以以起哄的方式迫使一出戏中途辍演，并可以要求提前演下一出戏，一长串节目可能就这样缩短得不能再短了。
▪ 亚西比德是在议会中主张将米洛斯岛男人全部杀戮的人之一。任何动议有他的支持即可获得通过，因为他现在是雅典的第一号人物，大家赞美他的雄辩、他的俊秀、他的多才多艺，甚至他的缺点与罪恶。他父亲克拉尼亚斯是一名富豪，在克罗尼亚战役中阵亡；母亲是阿尔克迈尼翁家族，伯里克利的近亲，她曾说服伯里克利在家中养育亚西比德。这个孩子是个捣蛋鬼，但是聪明、勇敢。他16岁战于德留姆（公元前424年）；他20岁时，与苏格拉底并肩在波蒂迪亚作战。这位哲学家似乎对这名青年有一股由衷的亲切感：普卢塔克说，苏格拉底谆谆教诲他敦励品德，“深深地感动了亚西比德，使他热泪盈眶，叩动他灵魂深处。然而，有时候若有人以各种方式的逸乐引诱他，他也会忠言逆耳，背弃苏格拉底，而后者也会把他当作逃亡的奴隶那样紧追不舍”。
这位年轻人的机智与戏谑令人震惊，引人入胜，而且传遍了整个雅典城。当伯里克利斥责他僭越无礼的独断主张，说他自己年轻时也同样犯过口舌上逞能的毛病，亚西比德答道：“我未能在你的头脑最灵光的时候认识你，真是遗憾。”纯粹为了和他一起胡闹的伙伴打赌，他曾在大街上打了雅典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之一希波尼库斯的耳光。翌晨，他进入那位心有余悸的地方显要家中，剥掉自己身上的衣服，向希波尼库斯“负荆请罪”。老人深受感动，竟把自己的女儿希波瑞特嫁给他，陪嫁10塔伦。亚西比德说服老人将陪嫁加倍，并将其大部分花在自己身上。他生活的豪华为雅典前所未见，家里用的全是最贵的家具，聘请艺术家在墙上绘画。他养了一群赛马，而且时常在奥林匹亚战车比赛中获胜。有一次，他的马在同一场比赛中赢得第一、第二、第四名，他曾宴请全部议员。他制造并装配三层战船，赞助合唱班的演出。当政府征募作战经费，他的捐款总是压倒别人。他既不受良心或传统的约束，也无所畏忌，他在少年、青年期间过的快活逍遥的日子，充满青春活力，所有雅典人似乎颇为欣赏他的爽朗性格。他讲话口齿不清，却因此令人觉得可爱，使得爱时髦的青年跟着学“大舌头”。他穿一双式样新颖的鞋子，不久雅典城里的惨绿少年都穿上了“亚西比德式鞋”。他犯了上百次的法、伤了上百个人，但就是没有人敢告到法院。他整日与风尘女子鬼混，而且还在他的金质盾牌上刻上爱神厄洛斯和雷霆，像是让人知道他在情场中的胜利。他的妻子在受够他对她的不忠之后，返回娘家，准备到法院提出控诉，要与他离婚。可是当她出现在执政官面前，亚西比德将她挟在胳肢窝底下，走过闹市回家，没有人敢拦阻。自此以后她完全任由他去，只能够摭拾一点他爱的屑末，聊以自慰。不过，从她的早死可以看出，她的心已为他的多变而破碎。
进入政治圈，他只遇到一名劲敌——富有而虔诚的尼西亚斯。尼西亚斯主张贵族政治与和平；而亚西比德走的是商业阶层路线，标榜那触动雅典人骄傲心理的帝国主义。因此，以他的眼光看来，《尼西亚斯和约》以其政敌的名义签订这一点，就不足信赖。公元前420年他被选为10名将军之一，他即开始暗中策动，使雅典重新进入战争的状态。当议会称他为泰门时，这位厌世者自鸣得意，预示出大祸即将来临。
▪ 但是说来也奇怪，能以残忍的手段对待一位已届古稀之年、对国家不可能构成任何危害的老哲学家，也只有夺回政权的民主派政府才做得出来。民主派领袖之中，有一个在多年前就因为苏格拉底蔑视及“败坏”了其子而欲图报复的安尼托。安尼托是一个好人：他曾在色拉西布洛斯的领导下勇敢作战，曾挽救被其士兵捕获的寡头派人士的生命，曾促成大赦，并让那些被“三十人会议”没收财产的人享用他们被没收的财产。但是他独对苏格拉底吝啬。当他流放在外，他那留在雅典跟着苏格拉底的儿子变成了酒鬼，这事使他不能忘怀。尽管苏格拉底拒绝服从“三十人会议”的命令，而且（如果色诺芬的话可靠）曾指责克里提亚斯是一名恶劣的统治者，仍不能使安尼托释怀。安尼托似乎认为苏格拉底是道德与政治上的邪恶势力：他破坏了道德赖以支持的宗教信仰，在他的不断抨击下，雅典知识分子对民主政治的信赖被削弱，而苏格拉底为害之烈超过任何诡辩学家。凶暴的统治者克里提亚斯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之一；卑鄙而叛逆的亚西比德曾是他的情人；他的早期亲密朋友查尔米德斯曾在克里提亚斯手下任将军之职，而且刚死于对民主派之战中。[78]因此，安尼托认为，苏格拉底应该离开雅典或死。
▪ 除了欧克拉底和莱喀古斯两人之外，伯里克利死后所发生的政治腐化及动乱在公元前4世纪仍然继续。依据法律，收受贿赂应处死刑。但是根据伊索克拉底的说法，贿赂反而可得到军事上及政治上的升迁。波斯毫不费力地便可贿赂希腊政客向其他希腊城邦或马其顿宣战，最后甚至狄摩西尼也显示了当时的道德风气。他是雅典最低阶层的一个团体中的最高贵者之一——修辞学教师或是受雇的演说家，在本世纪他们都成了专业的律师及政客。其中有些人，如莱喀古斯，是颇为诚实的；另有一些人，如希波拉底斯，则好色；大部分人的作为总是受其职业的影响。如果我们能相信亚里士多德的话，他们之中许多人擅长使遗嘱失效。有些人通过政治投机与煽动不顾后果的群众而积累了很多的财富，这些人可以分成两派，纷扰的声音喧嚣不止。每派都组成各种委员会，编造暗语，雇用间谍，募集基金，为他们出钱的人坦白承认他们期望“得到加倍奉还”。随着政治斗争的加剧，爱国心随之降低。朋党仇视销蚀了公众的精力及忠心，已没有什么心力可为城邦效力。克里斯提尼制定的法典以及商业和哲学方面的个人主义，削弱了家庭的力量而解放了个人；而现在自由的个人似乎是为家庭报仇，转而摧毁城邦。
▪ 狄奥尼西在攻陷莱吉姆后，答应还其居民自由，但是他们必须将一切储藏的财富拿出来作为赎金。但当财富到手后，他又将他们当奴隶卖掉。不过这位暴君也是一位很有文化涵养的人，不但以武功为荣，并且以文笔自豪。他曾问诗人弗罗塞努斯对他所写诗句的看法，当诗人宣称这些诗句毫无价值时，这位国王马上将他判处到石矿坑做苦工。第二天，国王反悔了，又将诗人释放，并设宴款待他。但当狄奥尼西又念了一些自己的诗歌、请诗人评判时，弗罗塞努斯吩咐侍从将他带回石矿坑做工。虽然受到如此挫折，狄奥尼西还是照顾文学和艺术，有一段时间还款待过柏拉图，当时（公元前387年）柏拉图正在西西里旅行。根据一项流传广泛、由第欧根尼·拉尔修记录下来的传说，柏拉图曾经抨击暴政，狄奥尼西说：“你的话是一个年老昏聩者的话。”柏拉图答称：“你的措辞是一位暴君的措辞。”据说，暴君随即将柏拉图卖入奴籍，但是这位哲学家不久就被昔兰尼的安尼西里斯（Anniceris）赎回自由身。
这位独裁者的生命并非由他所惧的刺客所结束，而是由他自己的诗歌。公元前367年他写的悲剧《赫克托耳的赎金》（The Ransom of Hector），在雅典的里那亚庆典上赢得第一名。他自然大喜过望，便与友人宴饮，饮酒过量，结果发烧，不治而终。
▪ 但是菲利普却剥夺了一项重大的自由——革命的自由。他是一位保守分子，认为财产的稳定是事业发达一个不可缺的刺激因素，也是政府的必要支柱。他劝使科林斯会议的各方在联盟的条款中加入一项保证，不得改变宪法，不得进行社会改革，不得采取政治报复。
▪ 若说某人能言行一致是一份光荣的话，那么阿里斯提波也该获得这份光荣。不论贫富他都能泰然处之，却也不讳言他在两者之间有所偏爱。他坚持授课一定收费的原则，为达到其目的，就是奉承诸暴君也在所不惜。当狄奥尼西一世把唾液吐在他身上时，他耐心地微笑着说：“就是渔夫想抓一条小鱼，身上忍受的水分，要远比这些口水多得多。”有一次，他的朋友数落他居然向狄奥尼西下跪时，他回答说错不在他，因为国王的“耳朵长在脚底下”。狄奥尼西问他为什么哲学家常到有钱人家去串门，而有钱人却不常去找哲学家，他答道：“因为哲学家明白自己需要什么，而有钱人却不清楚。”不过，他鄙视只为金钱而赚钱的人。有一天，住在弗里吉亚的富人西慕斯带他去参观一栋铺了大理石的华丽房子，阿里斯提波就吐唾于富人脸上。当西慕斯提出抗议时，他找了一个借口，说他在铺满大理石的地板上实在找不到“一个更适合于吐痰的地方”。赚到大钱之后，他把金钱挥霍在美食、锦衣、美屋以及（他认为是）娇妻美妾上面。有人谴责他和娼妓姘居，他说他并不在乎住别人住过的房子或开别人开过的船。当他的姘妇对他说“我有了你的孩子”时，他说：“既然在走过一处丛林后你无法说出是哪棵荆棘刮到你，你怎敢确定那孩子一定是我的？”
▪ 这就是犬儒学派精神的精髓：将躯体的所需降至最低限度，以求心灵了无牵挂。安提西尼自己也身体力行，成为一个不含宗教色彩的希腊修道士。阿里斯提波的座右铭是：“我役物，而不役于物。”安提西尼的座右铭则是：“我不役物，以免役于物。”他没有恒产，外衣褴褛，以至苏格拉底如此挖苦他：“安提西尼呀！我从你外衣的破洞可以看穿你的虚荣。”除此之外，他唯一的“缺点”是著书，他共写了10本，其中有一本是《哲学史》。苏格拉底死后他重执教鞭。他选定“快犬”（Cynosarges）体育馆作为其授课中心，因为这里是为下层社会、外邦人士或私生子女所设。这个学派之所以叫犬儒（Cynic），其实与其说是源于其宗旨，不如说是因为地名的关系。安提西尼穿衣酷似工人，授课不收学费，尤其欢迎贫苦学生。不愿过箪食瓢饮生活的学生，不是被安提西尼斥走，就是被他的拐杖赶跑。
▪ 起初安提西尼也不收第欧根尼这个学生。由于第欧根尼坚持不走，且忍尽斥骂污辱，总算被列入门墙。后来他以身体力行来贯彻他老师的主张，而使其师的主张在全希腊家喻户晓。安提西尼有一半奴隶的血统，第欧根尼则是西诺波破了产的银行家。第欧根尼曾因三餐不继而行乞，后来知道贫穷也是美德与智慧的一部分时颇为高兴。他全身打扮一如乞丐，并背负乞丐所用的旅行袋，手持乞丐专用的拐杖，一度在雅典西芭莉庙的天井里以澡盆为家。他羡慕各种动物的简朴生活，并尽量模仿它们，睡在地上，在地上捡取食物，并且（据说）也在众目睽睽之下履行大自然的义务和爱的仪式。有一次，他看见一个小孩用双手舀水喝，就把所用的杯子扔了。有时他手持蜡烛或提一灯笼，边走边说他正在找一个人。他不伤害任何人，却也拒绝承认法律，并且远比斯多葛学派的人更早宣布他是“世界公民”（kosmopolites）。他云游四方，一度住在锡拉库萨。有一次在旅途中他被海盗所掳，并被卖给科林斯的塞尼亚底斯（Xeniades）当奴隶。主人问他有何本事时，他说：“我能治人。”于是塞尼亚底斯就让他当儿子们的教师兼管家。第欧根尼两者都颇能胜任，博得主人称他“奇才”，几乎每事必征求他的意见。第欧根尼一生生活俭朴，成为亚历山大以外全希腊最有名的人。
▪ 对犬儒学派的人来说，形而上学也是个虚华的游戏，研究自然的目的不在于解释世界上的一切，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当以大自然的启示来作为人生的指针。唯一的真正哲学是伦理学。人生的目标是幸福，但幸福并非追求快乐就可获得，而是来自简朴、自然的生活，越不借外力之助越好。但通过自己血汗换来的快乐，只要事后不后悔，亦无不当，然而由此种方式得来的幸福往往会突然离我们而去，或是使我们得到后又感失望。因此，与其称之为“善”，毋宁称之为“恶”。谦和有德的生活是通往满足的唯一道路，财富破坏心境的平静，忌妒的欲望就像铁锈一般，会腐蚀心灵。奴隶制度颇为不公，但无关紧要，因为圣哲不管身躯是否被困，都会一样快乐，只有内心的自由才是重要的。
▪ 精力只是天才的一半，自律则是另一半，亚历山大却是只有充沛的精力。
▪ 希腊民主政治的结束，说它是横死固可，说它已乐享天年也无不可，而其致命的因素则是其政治体系中的混乱，马其顿的武力只不过是给它加上致命的一击而已。城邦政治实在已无法解决政府的难题：它既不能维持内部的秩序，又不能抵御外来的侵略。虽然高尔吉亚、伊索克拉底和柏拉图等人都请求过用多利安的纪律来驯服伊奥尼亚的自由，城邦政治仍无法找出办法以协调地区性自治与全国性的权力和稳定；而诸城邦对自由的爱好本来并不妨碍对帝国的情感。阶级间的战争越演越烈，越发不可收拾，结果使民主政治变成通过立法强取豪夺的竞赛。昔日本为高贵组织的公民大会也已降格成为一群乱民，他们仇视一切优越的事物，反抗一切拘束，欺善怕恶，专作对本身有利的决定，课税之重达到连有创造力、有事业心和勤俭的人也一并压榨的地步。菲利普、亚历山大和安提巴特等人并没有毁灭希腊的自由，是希腊的自由自己毁了自己。
▪ 孩子出生后往往即遭遗弃。在古希腊城市里，平均每100个家中，养育一个女儿以上的只有一家。据波塞第普斯的记载：“即便是有钱人，也会遗弃女儿。”姐妹极为少见。很多人家只有一个孩子，或完全没有。有一种记录使我们可追溯公元前200年左右米利都城中79个家庭的生殖率：32家各有一个孩子，31家各有两个，总数是儿子108人、女儿28人。在艾瑞特利亚城中，平均每12家只有一家养育两个儿子，几乎没有一家养育两个女儿。哲学家宽恕杀婴行为，认为可以降低人口压力，但当低层阶级大规模效尤时，死亡率便超过生育率。
〇《凯撒与基督》
▪ 财富虽然与元老们很接近、但在政治上低得多的是骑士和商人。有些商人钱很多，便设法进入元老院，使那个组织包括父老与被征召者（patres et conscripti），而新进者则属于后者。这两个阶级称为“上层”（orders），或称为“善士”（Bom），因为在初期文明中，美德是指阶级、能力和权力。在罗马人的意识中，“美德”一词意为男子汉气概，即成为男人的种种资格。人民（populus）最初只限于这两个上层阶级，在此意义中，缘起是使用著名的4个大写字母（SPQR，即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曾有10万个纪念碑标明这4个字母，可见是很足以为豪的。渐渐地，随着民主政治的奋斗进展，人民这个字便包含平民在内了。
▪ 这次战争历时将近24年，使罗马濒临破产，罗马银币减低成色83%。但是，它也证明了罗马人不屈不挠的性格难以抵抗，而由自由人组成的罗马军队，毕竟优于只想流一点血便大发横财的迦太基雇佣军。
迦太基现在已完全被其本身的贪婪所毁。它的雇佣兵已经很久不发军饷，连那些曾在哈米尔卡麾下军纪很好的人也不例外。雇佣兵一拥入城，向政府要钱，当政府发怒而试图驱散他们时，他们就发生叛变。
▪ 第二次布匿战争改变了西地中海的面貌，西班牙及其所有财富都归罗马所有，向罗马提供了征服希腊的基金。意大利再告统一，罗马成为毫无疑问的主人，并为罗马的船只及货物打开了所有路线及市场。但是，在所有古代战争中，这次战争是成本最高的。它蹂躏或损坏了意大利农田的半数，摧毁了400个市镇，杀死30万人。这次战争削弱了民主政治，因为它显示出，大众的议会不能明智地选择将领或指导战争。这次战争改变了罗马人的生活和道德，因为农业受害而商业获益；因为把乡下人征召入营，教以战斗的残暴，而军营中又盛行男女乱交；因为带回西班牙的珍贵金属，用于新的奢侈及帝国的扩张；因为它使意大利能够依靠自西班牙、西西里及非洲榨取来的小麦为生。总之，几乎罗马历史的每一阶段，都以这次战争为转折。
对迦太基而言，这是灭亡的开始。既然还留下那么多商业及那么一个帝国，其民生问题当可解决。但是，其寡头政治的政府太腐败了，把每年付给罗马的赔款全部让下层阶级负担，还要从中盗用谋利。大众党于是要求隐居的汉尼拔出来拯救国家。公元前196年，他当选为行政长官。他提议法院的104位法官应每年改选一次，且非经一年间歇，不得重任，他这个提案吓坏了寡头政治的政客们。元老院拒绝这个法案，他就向平民会议提出，从而使其通过。他凭这部法律及其程序，一下就建立了相当于罗马程度的民主政治。他严惩贪污，并追究其来源。他减轻市民的过重税额，把财政管理得很好，到公元前188年，就付清了罗马的全部赔款。
寡头政治的官僚们要除掉汉尼拔，便向罗马告密说，汉尼拔正在阴谋恢复战争。
▪ 在罗马，生育是一种冒险。如果孩子为畸形或女孩，依其风俗容许其父亲抛弃婴儿致死。正常的男孩是受欢迎的。尽管在这个时期，实行过许多家庭限制措施，但他们还是渴望儿子。农村生活使儿童成为财产，舆论谴责无子的人。宗教更促使多产，因为它使罗马人相信，如果死后无子上坟，他的鬼魂将受到无限的痛苦。
▪ 仪式的本质是一种牺牲——照字面解释是使一件东西属于神所有。在家庭中，奉献通常只是一块糕饼或一点酒，置放在火炉上面，或倾倒于炉火中；在农村中，则是初熟的水果，或一只山羊、一条狗、一头小猪；在大场合中是一匹马、一头大猪、一只绵羊或一头公牛；在最高仪式中，则须将后面三种牺牲一齐宰掉。对着被宰的牺牲物宣读神圣仪式书，使牺牲转变为接受牺牲的神，意为神的本身变成了牺牲。在祭坛上被烧掉的只有牺牲物的内脏，其余肉皆被祭司及人们所食；于是，神的力量与光荣就传递给享受的崇拜者了（人们希望这样）。
▪ 帕纳迪乌斯在其所著的《论责任》（On Duties）一书中，写下了斯多葛主义的中心思想：人是全体的一部分，必须与全体合作——与他的家庭、他的国家及全世界的圣灵合作；人生于斯世，不是为了享受其感觉的愉快，而是要毫无怨言、毫不吝惜地去尽其责任。
▪ 加图拟将此书及他的有关演说、农业、卫生、军事学及法律等文章编成一部百科全书，以教育他的儿子。他用拉丁文写作，希望借以排除各种希腊文课本。在他看来，那些课本歪曲了罗马青年的心。虽然他自己也研究希腊文，但他似乎很坚守他的信念，即希腊文学与哲学的教育必将迅速瓦解罗马青年的宗教信仰，使其失去精神生活的抵御，无法抵抗贪心、好斗及性的本能。加图认为那个多嘴的老接生婆被毒死是正确的，因为她损害了雅典的道德与法律。甚至希腊医生也让他很厌恶。他宁用家传的老药方，而不信任最方便的外科手术。
▪ 此城抵抗海陆围攻达三年之久。罗马执政官们一再率领罗马军攻城，皆被击退。罗马将领中，只有西庇阿·艾米里安（小阿菲利加）一人证明是有智有勇的，他是军事保民官之一。公元前147年末，罗马元老院及族派会议选举他为执政官及远征军司令，所有士兵也一致赞成。其后不久，盖乌斯·利略就用云梯成功登城了。迦太基人已因饥饿丧亡而衰弱，然而仍一街一巷地奋斗到底，经六天的屠杀而不乞饶。罗马军队为狙击兵所苦，西庇阿下令，所有已攻下的街巷一齐放火焚毁，夷为平地。藏匿的迦太基人数以百计，皆被大火烧死。最后，城中50万人口只剩下5.5万人，才向罗马军队投降。迦太基将军哈斯德鲁巴请求保全性命，获得西庇阿允许；但是，他妻子斥责他胆小卑怯，自己带着几个儿子投身火中而死。残存的迦太基人被卖充奴隶，城市被罗马军团洗劫。西庇阿不愿夷平全城，派人回罗马请示，元老院答复说，不仅是迦太基，所有支持过其作战的迦太基附属城市皆要被完全毁灭。其土地应先犁翻，再于其上播撒盐，并举行正式祈祷，谁企图在这里重建城市，就请上帝降祸于他。迦太基被焚烧达17天之久。
▪ 恺撒死后，群龙无首，大家意见分歧。安东尼于事发后，躲在家里，静观事态的发展。雄辩如西塞罗者，现在也因这突然的事件吓得说不出话来。谋杀分子在看到广场那边有一群激动的民众后，就试图以自由与共和的标语口号来赢取他们的共鸣与同情，但是民众丝毫不为这些宣传所动。这群谋杀者害怕被暴民报复，都躲在朱庇特神殿里，还派私人卫士保卫着。
▪ 奥古斯都自己成了他的诸神的一个对手，他的叔祖给他开了先例：恺撒被谋杀两年后，元老院尊他为神，令全国祷拜。早在公元前36年，意大利各城的万神庙已设了屋大维的神位；到了27年，屋大维的名字也加入了诸神，在官定歌曲中由人歌颂；他的诞辰被定为宗教节日与休假日；他死之后，元老院谕令他的神灵须与官定诸神同样受人崇拜。按照古制，这些行动都是出乎自然；没有人认为人神之间有不可互通的差异；神往往具有人形，和赫拉克勒斯、莱喀古斯、亚历山大、恺撒或奥古斯都的神灵一样地神奇和神圣，尤其是宗教氛围特浓的东方，埃及人视法老、托勒密甚至安东尼为神；奥古斯都当然不次于那些人。古人倒不会像现代人那些笨人一样愿意相信，他们深知奥古斯都是人；在神化他的或其他人的灵魂时，他们称之为圣人，当时向那种神化之人祈祷，就好像现在敬拜圣徒一样，并不荒谬。
▪ 然而，工作胜于一切，在这种勤劳之中，有一种给人尊严的目的和结果，没有一个罗马人会以耕田为耻。维吉尔说，道德的特性根源于农田；一切使得罗马伟大的古老美德，都在田间被播种与施肥；在播种、维护、垦殖、除草与收获等过程中，几乎没有一样不与心灵的发展有着相似的一面。在田野里，生长的奇迹和天空的奇幻，显示了万千种神秘的力量。离开田野时，较在城市中更为欣然的心灵，不但察觉到创造性生活的显现，更因宗教的直觉、谦逊与恭敬而益加深刻。于此，维吉尔迸射出他最著名的诗句，虽以卢克莱修的高贵回声为始，但却进入了一种纯粹维吉尔式的特质：
能知万物起源的人，能将一切恐惧与无情命运以及贪婪的地狱之诱惑踏在脚下的人，是快乐的。但认知乡村之神的人，认知牧神潘、森林之神西尔瓦诺斯以及水泽女神宁法姐妹的人，也是快乐的。
▪ 久与习俗各异的人群相处，损坏了他们风俗赖以形成的道德观。假使罗马不是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吞没了这么多外国血统的人群，假使罗马让这些新归入的人进学校而不使之入贫民窟，假使罗马视他们为有许多潜在优点的人来看待，假使罗马定期地关闭大门让同化的速度赶上外人流入的速度，说不定罗马就能从注入的文化中吸取种族和文化上的新活力了，并保留罗马人的罗马和西方的希望与堡垒了，但这项使命太重大了。战胜的城市，被来自各方强大的征服者带入厄运，其臣民原有的血统被冲淡了，有学问的各阶层，反被拖曳到曾是他的奴隶的文化中。大量生育压倒了优生生育，儿女众多的人征服了不孕之人，反而在主人之家“鹊巢鸠占”。
▪ 科学和哲学的术语大半来自希腊，法学术语大半出于拉丁。法律的总称为“ius”，特种法律称为“Lex”。[34]查士丁尼对法学的定义是：“法学是科学兼艺术”“是与非的科学”“善良与公平的艺术”。
▪ 罗马失败的政治原因只有一样：暴政摧毁了人民的公民意识，也使其丧失了政治的才能，非诉诸暴力，国家无从贯彻其政治意志，罗马人民对政府国家不再有兴趣，而只专注于自己的业务、娱乐、军团，或寻求自己的解脱，爱国心原存在于异教徒心中，如今也消失殆尽。
〇《信仰的时代》
▪ 信仰之争粉碎了人民的团结和士气，当侵略浪潮汹涌而至时，他们只能以相互诅咒和不同的祈祷去应对。
▪ 470年，城市与乡村，元老与平民的普遍贫穷，使曾经伟大的民族志气消沉，陷入享乐主义的讽刺人生观，除肉欲和淫乐之神普里阿普斯（Priapus）外，对所有神祇均感到怀疑，这是一种逃避人生责任的胆小不生育主义，愤世而胆怯，指斥投降，但又回避兵役义务。在经济及人口的衰敝中，政治腐化随之而起。贵族们仅能执行事务性的工作，而无法担负治国重任；生意人仅专注于个人收入，而无法拯救这个半岛；将军们通常是以贿赂手段打胜仗而不是以武力；官僚花费庞大而贪污没有节制。高大壮丽的大树，主干已经腐蚀，倾倒的时机已到。
▪ 实际上，经过战争及其他形式的竞争，柔弱的个人和血统被淘汰；人人被迫去发挥体力、精力、勇气以及长期安逸生活所压制的男性气质；贫穷促成了较城市生活健康和简单的生活习惯的恢复。就政治而言，蛮族征服以一种较低的制度取代了较高的君主政体。它扩张了个人的力量，而削减了法律的权威性和保护力，个人主义和暴乱日益增加。就历史而言，这次征服摧毁了使内部腐烂的外表，以非常残酷的方式彻底重建了一套生活系统。帝国虽然享有秩序、文化及法律等优越条件，却终陷入老朽无能，失去了更新和成长的所有力量。现在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了：西罗马帝国式微，但是现代欧洲国家诞生了。
▪ 历史又一次地说明了这样一个真理：文明的舒适招致了蛮族的征服。塞尔柱为东方伊斯兰带来了新的力量，但是他们也屈服于安逸之下，而马立克·萨赫的帝国，分裂成文化灿烂但武力衰微的自治王国。
▪ 犹太拉比常说，一个人首先要学习成文与口述的各种律法。“研究律法较之建筑神庙更伟大。”“一个人每天忙着研究律法的时候，就该体认‘这仿佛是我从西奈学到律法的那一天。’”律法以外的学问皆无必要，希腊哲学、世俗科学，只有在“既非白日亦非夜晚的时刻”方可学习。
>>拜占庭文明发挥了三项重要的作用。它屏障欧洲，对抗波斯和东方的伊斯兰教千年之久。它忠诚地珍爱并充分地传播了古希腊留下的文学、科学和哲学重抄本，直到1204年被十字军侵占。为逃避战乱，僧侣们把希腊抄本带到了意大利南部，并在那儿恢复了希腊文学的知识。希腊文教授为了躲避穆斯林和十字军，离开君士坦丁堡，有时移居意大利，成为古典希腊文学的媒介，如此意大利年复一年地重新发掘着希腊，直到人们开始在知识自由的泉源中醉饱为止。最后使保加人、斯拉夫人从野蛮进入基督教文明，并把斯拉夫身心难以估量的力量带进欧洲的生活和命运之中的，也是拜占庭。
>>骑士的贵族荣誉和贵族义务——军事上的英勇和封建式的忠诚，及慷慨无私地为所有骑士、妇女，所有贫者、病人服务的誓言，把它高置于平民的良知之上。因此，在基督教强调女性的美德一千年之后，“刚毅”又恢复了它所谓罗马人的阳刚之气这一意义。尽管笼罩着宗教的光环，骑士制度还是展现了日耳曼、异教徒和阿拉伯观念对基督教的胜利。一个向四面八方发动攻击的欧洲，又一次呼唤着尚武的美德。
以上所说，当然只是骑士制度的理论。很少有骑士践行它，一如很少有基督徒达到基督徒式无私忘我的极难企及的高度。然而，作为林莽和野兽之子的人之本性，玷污了一个又一个的理想。今天在马上比武大会中或战场上英勇奋战的英雄，明天也可能就是一个背信弃义的杀人犯。他可能骄傲地展示他的荣誉，一如炫耀他的羽饰，而同时，就像朗斯洛（Lancelot）、特里斯坦（Tristram）和真实地存在过的骑士一样，以通奸破坏了和睦的家庭。他可能空谈保护弱者，同时挥舞宝剑，杀死手无寸铁的农民。
>>在圣贝尔纳写给圣殿骑士的话中，有一段颇与穆罕默德暗合：“基督徒在圣战中杀死异教徒，必定可得奖赏；若他以身殉职，则更是如此。基督徒对于杀死异教徒倍感自豪，因为这是荣耀基督的行为。”人们欲赢得战争，必须学会良心无愧地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