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回忆录：经济腾飞路（1965-2000）
李光耀. (2000). 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 联合早报出版.
◆ Chapter_4
▪ 多位上过美国大学的内阁部长说，有人吃过香口胶之后，随手把它粘在大学讲堂座位底下，粘上就清除不了，使座位脏得不得了。香口胶被禁止后，情况大大改善。【悉尼大学也是如此】
▪ 派驻新加坡的外国通讯员找不到涉及贪污和其他营私舞弊行径的大丑闻来报道，于是便报道新加坡经常落力推行这类“劝人向善”的运动，冷嘲热讽，说我们是个“保姆之邦”。他们可以笑我们，可我深信最后开怀大笑的人会是我们。要是没有做出这些努力，劝人民改变陋习，新加坡的社会就会更不文明、更粗野、更没有教养。新加坡过去算不上是个有教养的文明社会。我们准备在最短的时间内争取实现这个目标，对此并不感到惭愧。我们先教育和规劝人民，待多数人都接受了，我们就通过立法惩罚叛逆的少数人。新加坡有了一个更加信人的居住环境。如果这就是所谓“保姆之邦”，我倒要为促使它的形成而感到自豪。
▪ 新闻自由其实是报社业主为谋求个人和阶级利益而鼓吹的自由。
▪ 1993年7月，英国颇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周刊发表文章，批评我们以官方机密法令起诉一名官员和一份报刊的总编辑与记者。我们去信周刊主编更正报道中的错误。周刊把信发表了，宣称内容“几乎没有更动过，简直是全文照登”。但是它却故意漏掉一个关键性的句子：“政府不会默许任何触犯官方机密法令的行为，也不允许任何人蔑视、挑战，进而逐步改变法律，一如在英国发生的克莱夫。庞廷案件和彼得。赖特撰写《捕谍者》那样。”
这正是全信的要点。我们不准备任由本地新闻界引用先例来挑战，进而逐步修改管制官方机密的条例。英国新闻界就是利用了以下两起事件而得逞：公务员克莱夫。庞廷透露有关阿根廷战舰“贝尔格拉诺号”在福克兰群岛战争中被击沉的机密资料；军情6处（M 6）官员赖特出书，触犯了保密条例。我们致函《经济学家》主编，要他补登被删除的句子。他含糊其辞避开正题，拒绝补登。我们宣布把它的发行量限制在7500份，并清楚表明会进一步逐渐削减这个数字，同时公开双方的来往书信。《经济学家》这才发表我们的原信，包括上述句子。隔了一段合理的时间，我们便撤销限制令。
▪ 如果我们不站起来回应外国媒体的抨击，新加坡人民，尤其是记者和学者们，便会相信自己的领袖不敢辩驳或辩不过人家而不再尊敬我们。
资讯科技、卫星转播和互联网的日新月异使西方媒体网络有机可趁，能够把他们的报道和观点向本地观众大量灌输。那些尝试阻止人民使用资讯科技的国家必定会吃亏。我们必须学习处理这些排山倒海般无休无止地涌来的资讯，确保新加坡政府的观点不被西方媒体所掩盖。
◆ Chapter_5
▪ 在经济合作方面，我说，新加坡正在放弃简单的制造业，发展使用更多机器生产增值更高的产品的工业，也大力发展服务行业，如修理飞机、工作电脑化等等。
◆ Chapter_7
▪ 在装饰华丽。正中央摆放着胡志明半身像的会议室里，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同武文杰和他的内阁部长、高级官员进行讨论。他们准备了5个问题，先是问越南在推行现代化时应该着重于什么商品、什么市场，以及同怎样的伙伴合作。我回答说，这个问题本身就暴露了他们长期经历中央规划所形成的思想倾向，因为他们事先假定会有特定的商品、市场或者伙伴，能协助他们转型。我建议他们研究台湾和韩国从农业社会转型成为新兴工业社会的过程。
我说，利用越南南方，尤其是胡志明市（也就是过去的西贡）作为全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上策。
◆ Chapter_8
▪ 如今回想起来，他们究竟做错了什么？90年代初期，泰国、印尼和韩国的经济已经达到饱和状态，许多新投人的资金都被转移到价值无法确定的项目上。在市场一片大好声中，人人却忽略了这些经济体在制度和结构上的弱点和缺陷。
如果这些国家能逐步地而非一下子放宽资金流动管制，情况就会好得多。这么一来，各国就能有更充裕的时间设立一个制度，监督、查核和管制非外国直接投资资金的流动，确保资金流向效益更高的投资项目。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是大量资金投放到股票和房地产、办公楼和共管公寓上，而这些股票和房地产又被人们用来抵押取得贷款，使得资产泡沫进一步膨胀。借贷人其实很清楚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监管松散，却把这种现象视为新兴市场惯有的经商方式而不当一回事。有些甚至认为，跟有政治联系的伙伴做生意，等于是有政府为贷款做不言明的担保，所以就跟着玩这场游戏。
七大工业国的财政部长向发展中国家施压，要它们开放金融市场，允许资金更自由地流动。但是他们却不曾尝试让发展中国家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了解现今金融市场环球化所隐藏的危机，单靠轻触电脑上的一个键钮，大笔款项就能即刻流人或流出。任何开放措施应该根据各国金融体系的能力和精细程度格外谨慎地推行，做出相应的调整。这些国家应该装置断路器――有完善的管制措施以应付资金突然流人或流出。
▪ 他说，加纳的局势乱七八糟。我问起那个精明的年轻大学校长亚伯拉罕。奎森。萨基告诉我，他已经进入加利福尼亚一所修道院。我觉得难过。如果连他们最精明、最优秀的人才都放弃斗争，选择逃避到修道院里，而且是在加州，并不是在非洲，他们重建家园的道路将是漫长而且崎岖的。
▪ 1985年4月，撒切尔夫人来新进行官方访问。我在晚宴上恭贺她减轻了英国福利制度的诸多牵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将近40年，历任英国政府似乎都想当然地认为财富会自然地创造出来，需要政府注意和巧妙安排的只是重新分配财富的问题。因此政府想出妙方，把成功人士的人息转移给不太成功的人。在这种情形下，国家需要一个胆识过人的首相把实情告诉选民：制造财富的人是社会中的宝贵分子，他们值得我们尊敬，并且应当有权保有他们大部分的耕耘成果……英国留下来的种种哦们善加利用：英语、司法制度、议会政府和公正的行政管理。然而我们却竭尽所能地避免走上福利国家的道路。我们看到了一个伟大的民族如何降低水平而变得平庸。”
◆ Chapter_9
▪ 我在堪培拉澳大利亚全国报业俱乐部对澳大利亚媒体给予回应：它们没有尽到职责以让澳大利亚人民了解，一个人口将近20亿的区域，正从落后的农耕社会演进为工业化和高科技的社会。这些国家，包括中国，正培育出数以百万计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日本的研究与开发工作已经让日本人有能力把卫星送上太空，并且也能探索基因工程的奥秘。这些事态的发展，澳大利亚媒体连一个字也没提。反观美国媒体，它们对东亚的工业化过程和高增长都做了报道。澳大利亚学术界虽然消息灵通，一般民众却不然。由于这种无知，任何一届澳大利亚政府都难以获得广大群众的支持以改变经济方针和移民政策。
▪ 我在1965年4月第一次访问新西兰，看到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和举止那么英国式而觉得很意外。我下榻于小酒店，那里的女服务员依然系围裙，就像战争刚结束时期的英国女仆，她们在早餐前总会送来“早茶”。新西兰人的口音比较接近英国人，态度客气些谨慎些，比较缺乏澳大利亚人那种拍背搭肩哥儿们似的亲密感。新西兰到处绿油油，同澳大利亚黄褐褐，尘土满天飞的环境形成对比。多年来，英国中上阶级的非长子在英国没有继承父亲的庄园，他们于是来到新西兰，在那里拥有了大片牧园农场。他们养牛牧羊，种植小麦以供应祖国。那是一种优雅的生活方式，让他们享有很高的生活水平。新西兰发展了一套先进的福利制度，这使新西兰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生活水平与素质都堪称世界一流。战后物资短缺导致粮食价格高涨，新西兰人因此发了财。
他们保留了这种在农耕社会里写意度日的优雅生活方式。但却久久停滞不前，这是不智的。当澳大利亚在寻求工业发展时，新西兰却没有。结果，有头脑而胸怀大志的新西兰青年。一大批一大批地离开，往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发展。
◆ Chapter_10
▪ 英国人开会开了无数次，讨论在伦敦周围，包括在斯坦斯特德和盖特威克兴建新机场，但是都没有下文，因为地方上的利益团体不顾国家的发展，坚持保住自家范围内的设施，阻碍了策划机关执行任务。即使在撒切尔夫人下台后，希思罗机场仍然像尊古老的纪念碑保留下来，诉说着这座城市是那么地缺乏胆识和冲劲。
▪ 我暗想，他在重整经济以前先实行政治开放是个严重的错误，邓小平的做法则正好相反，明智得多。
◆ Chapter_11
▪ 我强调自由只能存在于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一个斗争不断、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混局，自由不可能存在。在东方社会里，最重要的目标是建设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让每一个人都能享有最大的自由。当代美国社会的一些东西，是完全不能为亚洲人所接受的，枪械、毒品泛滥，暴力犯罪活动，人们居无定所，粗野的社会行为，处处反映了公民社会的崩溃。美国不应该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它的制度强加于别的社会，这一套在这些社会根本行不通。
▪ 历史告诉我们，自由民主需要经济发展、学识文明、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和足以保障言论自由与人权的政治体制。它需要一个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的公民社会，让观点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人民，愿意彼此合作共存。在一个公民社会里，公民在家庭和国家之间，还可能附属于一系列机构组织，例如为促进某种共恫利益的志愿团体、宗教组织、工会、专业组织，以及各类自助团体。我相信一个民族惟有培养起包容和忍让的文化，民主才行得通。在这样的环境里，少数人能够接受由多数人做主，直到下届大选为止，同时耐心地和平地等待机会，以说服更多选民支持他们的主张，使他们能够组织政府。把民主制度强加给那些传统上你争我斗，至死方休的国家是行不通的。韩国就是一个例子。不论当家做主的是个军人独裁者或者是民选总统，韩国人都要上街斗争到底。
▪ 中国将走出自己的发展方向，有选择性地采纳它认为有价值，能符合中国发展前景的政府治国方式。中国人民对“乱”
有一种刻骨铭心挥之不去的恐慌。正因为中国庞大，领导人益发得分外谨慎，在引进或采用任何模式或原理之前，都必须小心翼翼地测试、调整、修正，肯定没有问题之后，才把它融人本国的体制。
▪ 欧洲人花了好些时间才肯承认美国自由市场经济的优越性，特别是美国那套重视权益资本回报率的企业文化的价值。美国的执行人员坚持不懈地加强生产力和竞争力，为的是提高股陈的投资价值。这种论功行赏制度的代价，就是导致美国社会的分裂现象比欧洲和日本社会严重得多。欧日社会没有相当于美国社会的低下层阶级。欧洲企业文化重视的是社会团结与和谐，德国公司甚至委派工会代表进入管理局，这样做的代价却是资本回报率和股东投资价值偏低。日本人实行的是终身雇佣的制度，非常强调雇主和雇员彼此的忠诚。这样做的缺点是冗员过多，失去了竞争优势。
◆ Chapter_12
▪ 新加坡人都是移民的后代，我们的员工沿袭了英国制度的求职态度，哪个雇主出价高，员工就往哪里跑。日本公司给员工额外补贴的方式，包括津贴、加班酬劳、花红和公司福利，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不像新加坡的做法，日本公司提供的补贴往往比员工的基本薪酬还多。就因为日本员工所获的额外补贴高，国家一旦面临经济不景，公司利润下降，雇主就能立刻削减花红和津贴，把薪金成本紧缩40％到50％。只要公司营业额一恢复，补贴自然又增加。这么做才能实行终身雇佣制。劳资双方分享利润，也共渡难关。在艰苦时期，即使公司赚不了钱，员工也清楚知道公司的长远利益是他们终身饭碗的保障，包括薪酬之外附加的种种福利：医疗和牙齿护理、单身宿舍、高津贴的住房贷款、家庭消闲设施。雇员子女教育费、迎新和欢送茶会、长期服务奖、雇佣股票选择权、红白事津贴……员工与公司之间的联系千丝万缕。当然，只有大公司和公共部门才能推行这样的终身雇佣制度。
▪ 他们的制度不够透明、开放、公正，会计法也没根据国际标准，导致雪上加霜。也是儒家社会的香港和新加坡之所以能顺利渡过金融风暴，是因为两地履行英国法制，做生意的方法透明，会计法符合国际标准，公正平等地公开招标和商讨合约，银行贷款简易方便。韩国人必须采纳这些做法。韩国人做生意的手法跟日本人很相近，主要是靠非正式的关系，甚少注重规则和法律。财团领袖们明了重组的重要性，却不愿意放弃家族对过去40年来辛苦建立的大企业的监控。
▪ 一名移居新加坡的香港企业家向我一语道尽新港之别。他在70年代初到新加坡开设纺织厂和成衣厂，把在香港的几名管理人员带来，另聘几名新加坡籍经理。他的新加坡籍经理在1994情仍为他效劳，而来自香港的几名经理却已各奔前程，自立门户，成为他的竞争对手。他们认为既然自己对这门行业的认识不比老板浅，没理由还得留下来帮他打天下。他们只需一笔小资本，一旦筹足本钱就走，头也不回。
新加坡人欠缺的正是这种肯冒风险争取成功，以成为大亨巨贾的企业家精神。
▪ 民选制度总是把旧创伤重新揭开。加深了台湾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的隔阂。为了争取90％多数选民的支持，政客往往向选民强调他们是土生土长的本省人，在竞选活动中以上语闽南话发表演说，讥讽敌对的大陆人不懂得说闽南话。他们有些甚至就大陆人对台湾的忠诚质疑。
由大陆人组成的老领导班于对这类分化民心的攻击，深感心灵受到伤害。当年正是来自大陆的学者协助创办大学，为台湾培育了许多能干的本省人。孙运培、俞国华，以及李国鼎等等杰出的大陆省籍领袖，雕琢了台湾的发展政策，把台湾从农业经济转变为工业经济。台湾日后能取得相当骄人的成就，正是这些人给它奠下基石。
◆ Chapter_13
▪ 因为对亚洲的发展情况有所认识，我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要建立好政府，非有优秀人才不可。不论政治体制有多好，差劲的领袖仍会给人民带来伤害。相反，我见过好些社会，尽管缺乏健全的政治体制，却管理得很妥善，正因为有优秀强悍的领袖当政。我也亲眼看着80多个前殖民地，虽有英国法国亲自为它们制定宪法，却多数以失败告终，原因不是宪制出了问题，而纯粹是由于建立民主政治体制的先决条件并不存在。这些国家无一拥有一个公民社会和受过教育的选民，人民也未曾具有接受在位者的权威的文化传统。这些民主传统要在群众中扎根，还得历经好几代人。在人民仍然以族群领袖为效忠对象的新兴国家里，诚实无私的领导人不可或缺，否则，就算宪法制度提供再多保障，国家终究要失败。就因为这些继承民主宪制的领袖强势不足，终于导致国家走上暴乱、政变和革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