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工程师的崛起

安舟，《红色工程师的崛起：清华大学与中国技术官僚阶级的起源》，何大明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

导言

各国共产党的变化：放弃铲平阶级的道路，走向专家治国。（页7）

第一章

革命后的社会构成：①农民革命者（政治资本）；②昔日的知识精英（文化资本）

毛泽东厌恶党执政以来实行的僵化守纪律的政治作风，“政治课讲的没兴趣，要打瞌睡……这样最好不讲，打瞌睡时可以节省精力保养精神。”（页37）

第二章

致力于培养“又红又专”（既专业，又忠于党）的干部。

第三章

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致力于“党员教授化，教授党员化”。（页76）他认为，红色专家才能治国，即培养红色工程师。在“红专文化”下，出现了“三好学生”奖。（页78）

第四章

毛泽东发动文革，他的打击对象是：昔日的知识精英和新生的政治精英。而学校制度和党组织，就是这两大精英群体获取权力的制度基础。（页90）“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页93）

第五章

在清华大学，工作组进驻，试图稳定清华大学的秩序。蒯大富发起造反运动，反对工作组的是激进派，支持的是稳健派。焦点在于：党组织是否应该控制学生运动。（页110）

文革前，中共严密的等级制度，以上传下达的方式运作；文革的时候，有人认为，这给了他们能够“独立思考”的空间，而不必对上司言听计从。（页112）激进派挑战党的官僚等级制度的权威，组织群众监督干部。（页115）

稳健派则是力图保卫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认为要一分为二地看，并非一切都坏。

第六章

毛泽东的文革目标是防止一个新生的特权阶级的固化。他认为，党组织和学校都在培养着使自身脱离群众的精英群体。（页136）

第七章

文革虽然打击了高等教育，但是在普及基础性教育上做出了贡献（同时伴随着教育的扁平化）。以农村为本的实用培训，直接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基础。（页163）

文革中，破坏等级和特权。医疗上，打击高级教授或干部的医疗优待。住房分配上，打破以职业和级别为划分的住房隔离。（页172）

在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批判“知识私有”（知识不是让人过上特权生活，而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批判“读书做官”思想（上学不是要高人一等，而是要学习后回到人民的队伍中去）。（页174）

激进者反对书面考试，理由之一是认为这种考试鼓励死记硬背，而不是创造性的探索和批判性思维。考试制度促进个人主义（凭借个人努力），而推荐制度增进集体主义的责任感——学生的勤奋学习，不是靠个人的考试来保证，而是来自集体的监控和支持。（页180）

“大学就是大家来学”。（页184）

文革教育政策的根本目的就是铲平文化领域的阶级差别，这戕害了精英家庭的孩子（破坏了知识精英的再造），而让社会底层的孩子受益。（页186）

第八章

推荐制度的基本目标：学校仅负责传授知识，剥夺教育系统的社会选拔功能。

推荐原则：唯才是用，唯德是用，唯门第是用。（页192）

激进派同时反对干部滥用推荐制度，欲发动“走后门”运动。（页194）另外，大学也派出老师，负责评估和面试候选人，倾听群众意见，从而遏制走后门现象。（页197）

第九章

毛泽东死后，他构建的造反派与行政管理者之间制度化的斗争体系，土崩瓦解。邓小平掌权，提出“科学管理”，反对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顺便也间接取消了罢工的权利。（页217）

同时，集体主义道德崩溃，经历了从利人到利己的转变。（页220）入党成为自己事业升迁的一种手段。学校和军队愈发技术官僚化。红色工程师逐渐攀登上政治顶峰。

资本主义兴起，引入经济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