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
第一章
在中国以外，没有哪个国家比法国的中共党员发挥了更大作用。1949年以后，从法国回来的人在建设国家上扮演著独特的重要角色。与中共的绝大多数领导人——包括1949年以前从未迈出国门一步的毛泽东——相比，这些从法国回来的人有著更开阔的国际视野。在1937年到1949年的革命斗争中，他们不一定身居高位，但是从1949年到1966年的中共国家建设期间，不但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而且其他一些从法国回来的人，在经济计划（李富春）、外交（陈毅）、科技（聂荣臻）、统战宣传（李维汉）等各个领域都担任了关键角色。中共严禁在党内搞派系，这些从法国回来的人也处事谨慎，以免被人视为派系，但是他们对于中国需要做些什么都有著特殊的理解。
据邓榕说，在1930年至1931年的一系列沉重打击——第一个妻子和孩子去世、自己在党内受到严厉批评和责难、第二个妻子与他离婚——之前，邓小平的朋友都认为他是个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人。但是在经历了这一连串的悲剧和挫折后，他变得更加内敛，少言寡语。当时他还无从知道，从长远看，他因被指为「毛派头子」而受到惩罚其实是他的运气，因为这使毛泽东长期相信邓小平是忠实於自己的。在后来的岁月里，即便在毛泽东让激进派批邓时，也绝不同意把邓小平开除出党。
邓小平在去江西时已经深信，中国的问题不仅是由于毛泽东的错误，也是由于体制的深层缺陷——是它造就了毛泽东，导致了大跃进和文革的灾难。1949年中共掌权时，作为革命家的邓小平成了建设者，致力於建设新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当他动身去江西时，他已经开始思考中国需要进行哪些改革。此时，他已经在最高层积累了有关党政军各方面工作的不同寻常的深厚经验，熟知所有重大的内政外交问题，这构成了他反思中国如何进行改革的基础。
第二章
邓小平的另外一些想法来自於孩子们的经历。除了瘫痪的邓朴方，邓小平的四个孩子都被下放农村参加劳动，接受再教育。邓榕从陕西北部的农村完成劳动回到江西后告诉家人，农村地区仍然没有厕所和猪圈。几个孩子也都向父母谈到农民不得温饱的处境。他们描述了经济的衰败和由他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党组织所受到的破坏。邓小平显然被这些事情所触动，在听孩子们讲话时一言不发。
据说周恩来一生只哭过三次，一次是因为他迟迟才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一次是因为叶挺的牺牲，他们在1920年代就是革命战友，还有一次就是林彪之死。
据说，在中共十大后不久，毛泽东为了考验王洪文和邓小平，曾经问过他们，自己死后会发生什么情况。王洪文说，主席的革命路线将会继续。邓小平深知各大军区司令员的权力，他说，可能「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毛泽东认为邓小平的回答更好，同年年底各大军区司令员就进行了大规模的对调。
乔冠华外长是个老谋深算、很有见识的外交官，他的家庭相当富裕，能够供他在德国的大学读哲学。他担任了名义上的代表团团长，但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明白人都知道掌握实权的是邓小平。
第四章
毛远新确实抱持激进观点。1974年底他在辽宁时就与迟群有过一段合作，两人一起推广「朝阳经验」，目的是向学校提供适合培养农村干部需要的教材，以此进行思想政治教育。[4-75]因此，毛远新本人也同意迟群认为思想教育在清华大学很重要的观点；他像迟群一样，反对刘冰、邓小平和周荣鑫重视学术质量的新做法。
第五章
1月18日，即邓小平把辞职信交给毛泽东的两天以前，大约有七八千名国防科技干部在先农坛体育馆召开了批判「右倾翻案风」的大会。曾与邓小平在国防科技领域密切合作过的张爱萍将军此前已受到严厉批评，江青甚至说他是国民党特务。张捎话说自己身体不适不能到会，并称自己作出的决定由他本人承担责任，与部下无关。
江青从未培养出政治眼光、组织才能或与其他掌权者积极合作的能力，而这都是真正的权力角逐者不可或缺的品质。她干了太多过河拆桥的事，迫害了太多高层干部，疏远太多同僚。她缺乏作为忠诚反对派的自制力。她缺少远比她有组织能力的党内老干部的拥护。在军队中，除了总政治部以外，她实际上得不到任何支持。
第七章
考察团访问了五个国家的15个城市。他们参观港口，乘坐汽车、轮船和火车旅行。他们考察了发电厂、农场、工厂、商场、研究所和生活区。考察团在一些访问中分成小组，总共考察了80个不同的地点。[7-13]他们一路听取情况介绍，收集各种资料。[7-14]他们的重点是经济事务，因此会见最多的是经济专家，但他们也会见了外交官、政治家和军官。他们考察了制造硅片、光学仪器和化学制品的工厂。【派出考察团，中国的明治维新】
第八章
在邓小平看来，中国社会如此庞大，人口众多，百姓十分贫穷且相互对立严重，在行为方式上明显缺乏共识，所以必须有一定的自上而下的权威。自由的边界能够放得多宽，又不至於使中国社会陷入1949年以前或文革式的混乱？在整个邓小平时代，这一直是造成分歧的一个核心问题。
第十三章
邓小平的治国原则：言行要有权威性，捍卫党的地位，坚持统一的命令体制，牢牢掌握军队，得到群众支持后再做出重大政策突破，规避罪责，根据长远目标做出短期决策，采用有助于实现长远目标的政策，正视令人不快的事实，做事果敢，推进巩固再推进，加强团结减少分歧，避免宣传过去的恩怨，通过试验避开保守派的抵制，用大白话解释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在解释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把握好平衡，避免派系而选拔能干的官员，研究和营造“气氛”。
第二十一章
参加1989年示威的学生以及较年长的知识分子，像中国历史上的文人一样，对国家的命运怀有一种很深的责任感。然而，这些学生是温室中长大的一代，没有多少校园之外的经验。与1940年代后期的学生不同，他们没有用多年时间建立夺权组织；也不同于1980年代初的学生，他们没有经历过政治运动和文革的斗争，也没有经受过上山下乡的锻炼。他们是这一代人中最有才华的学生，但却只接受过考试的训练，而缺少人生历练。他们是在中国最好的中学和大学里备受爱护的教育改革的受益者。
此外，这些学生成长的这段历史时期，并没有为独立的政治活动者提供空间，让他们形成组织并检验自己的思想。示威者不是政治组织的成员，只是一群人中的一分子，领导者不断变化，参与者松散结合。在运动中脱颖而出的人，不是因为他们展现了杰出的判断力和战略规划能力，而是因为他们的即兴辩才和敢作敢为。留在广场上的人始终抱着一种幻想，以为国家领导人会承认他们的爱国热情和高尚情操，与他们对话，认同他们对国家的关心是正当的，并解决他们所提出的问题。
这些温室中长大的一代学生就像孙中山所描述的1920年代的中国一样：一盘散沙。赵紫阳的对手指责赵煽动学生，使他们把矛头对準邓小平；赵紫阳的拥护者则反过来指责对方激怒了学生，使赵紫阳陷入尴尬的境地。赵紫阳的支持者和对手或许都想引导示威学生，但事实上他们都无法做到。学生们踏着自己的鼓点前进。甚至学生自己的领袖也只能鼓动他们，却不能控制他们。
……因此，与苏联和东欧的抗议学生不同，中国的学生在「六四」之后不再跟共产党对着干了。很多学生逐渐相信，只有通过缓慢地建立基础，通过改善更多人的经济生活，通过加深人们对公共事务的理解，逐渐形成对民主和自由的经验，才能取得进步。甚至很多不是党员的学生也承认，领导人当时面临著国家失控的危险，只有共产党才能维持促进经济发展所不可缺少的稳定。很多人相信，尽管有腐败和自私的干部，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它所带来的人民生活的改善——要比其他可能的选择更可取。他们希望，接下来几十年的稳定和经济发展，能为自由社会形成一个更牢固的基础。同时，绝大多数学生运动活跃分子都放弃了集体行动，专注於追求个人前程。
第二十二章
邓小平坚信加快发展经济是保持人民拥护的关键，因此他一再表示实行能使经济不断进步的政策的重要性。
在天安门悲剧之后的困难时期和苏联解体的时期，邓小平不断重复著一句口头禅：「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著应付，有所作为。」
不能再指望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教育去打动中国的年轻人了。尽管邓小平本人支持过反对地主资本家的阶级斗争，但它也无法像毛泽东时代那样引起年轻人的共鸣了。
为了赢得中国年轻人的心，需要用什么来取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呢？答案似乎不言自明：爱国主义。
第二十三章
陈云手下谨慎的计划官员认为，1988年的通货膨胀失控要对1989年的悲剧负责，因此他们更坚定地要把国家控制在他们认为唯一安全的轨道上。邓小平则认为，不加快国家的发展，共产党的统治就会陷入危境，因此他同样坚定地认为，只有加快发展和开放才能维持民众的拥护，使国家得以生存下去。对政权可能突然崩溃的担忧让双方关系更为紧张。
关于统治和自由的问题，邓小平说，「民主集中制」仍是「最合理的制度」，要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加以坚持。领导人要想办法鼓励人们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决定一旦作出，就应当服从集体决定。
然而，不管对天安门悲剧的看法如何，很多人钦佩他以87岁高龄毅然踏上南行之路以确保中国在加快改革开放的道路上继续前行的步伐的举动。确实，在生前的最后几年里，邓小平看到了自己选定的接班人仍遵循著他所制订的政策，而这些政策推动着中国的进步。最后几年他与家人一起度过，并受到党和人民的爱戴。他引导中国完成了从落后、封闭、僵化的社会主义制度走向一个有国际影响的现代化经济强国的艰难过渡。假如中国人要感谢某一个领导人改善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个人就是邓小平。在为改善如此之多的人民的生活作出的贡献方面，20世纪是否还有其他领袖能够与他相比？
第二十四章
有意思的是，邓小平时代开始的开放性的流动，与毛泽东那种为社会设置重重障碍的所谓革命相比，对社会结构产生了更加深远的革命性影响。从以农村为主的社会向以城市为主的社会的过渡以及共同的国家文化的传播，是中国自公元前221年统一以来发生的最根本的社会变化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