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滴泪

巫宁坤. 一滴泪：从肃反到文革的回忆[M]. 台北：允晨文化，2007.

◆ 第三章 百花与毒草，1956-58

▪ 根据多年后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全国被打成右派的超过五十万人。当年一个汉朝的暴君用宫刑残害一位进谏的史官，从此成为千古罪人。相比之下，这场反右运动对知识分子群体施加残暴的精神阉割，更是千古奇闻。与此同时，在运动中涌现出的大批积极分子，在反右派的阶级斗争战场上立了汗马功劳，升官的升官，入党的入党。一代伪君子和告密者开始毒化民族的道德操守，为以后的政治迫害运动铺平了道路。

◆ 第六章 风雪北大荒，1958-60

▪ “长征”路上的英雄们，爬雪山，过草地，受尽了苦难，是为了一个他们坚信的崇高理想。我的苦难所为何来？而我可怜的妻子和小孩却要为我轻率的言行承受后果。

▪ 不断听到小道消息，传说一些教养人员神经失常了，因为受不了无限教养期和永远留场的前景的压力。也有已经自杀的。我也会屈服于这种难堪的压力吗？不，决不，我应许自己，我决不会像我母亲那样用自己的手残害自己的生命，我必须保持我的神智健全，坚守我对生活的信念，不管会发生什么情况。

▪ 我终于明白，关键的问题并不是“活下去还是不活”，也不是该不该“忍气吞声来容受狂暴的命运的矢石交攻”，而是怎样才能无愧于自己的受难。

▪ “诗圣”杜甫的诗篇本来并不是我最喜爱的古诗经典。但是，在劳改营里读来，从那些杰作中听到的是“万方多难”的时代民族良心的声音。这位“乾坤一腐儒”，半生颠沛流离，偏偏还要“穷年忧黎元”，荷负天下众生的苦难，把数十年家国之痛化为彪炳日月的诗篇。对遭逢不幸的友人，杜甫也是一往情深，生死不渝。李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流放夜郎，杜甫当时流寓秦州，不但不懂得 “划清界限”，反而魂牵梦绕 ，写一首又一首的诗为 “斯人独憔悴”鸣冤叫屈。反观今世，反右一声令下，文艺界 “ 冠盖满京华” （手头这本杜诗的编选者也在其中），人人上阵，口诛笔伐，落井下石惟恐不及。哪里会有老杜这样的“腐儒”发出这样的怪论：“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他晚年漂泊湘、鄂一带，“老病有孤舟”,途中以腐肉充饥，竟死于病毒性痢疾。一个不识时务的书生如我者，有幸来到北大荒广阔天地，有万千难友为伍，有社会主义的劳改定量果腹，还有杜诗一卷可读，夫复何求！深夜扪心，我真感到愧对千古一诗圣！

◆ 第十章 暂回人间，1961-66

▪ 我已经为学生准备了详尽的注释，没有必要再在课堂上花时间讲解生词和语法。想到我在劳改营里如何与《哈姆雷特》、杜甫的诗篇、和沈从文的小说相依为命，我就有意探索一种明智而敏感的读书方法，通过对人文理念和感情的敏锐感应，培育独立思考，从而有助于一个自由心灵的成长。

◆ 第十二章 红与黑，1968-70

▪ 可是，两天之后，话传开了：江楠的坟被盗了，她的尸体确实是用一张最便宜的芦席浅埋在一个坟坑里。她身上穿的一件毛衣被盗走之后，尸体就暴露出来，然后有人又挖了几锹土盖上。又过了一天，她的坟再次被盗，这次是一条野狗把尸体咬得粉碎。社员们愤怒地质问：“这位女老师到底犯了什么错，就活该被野狗吃掉？我们犯了什么错，就该遭这样的晦气？”工宣队头目召开全系大会，宣布几项紧急措施：（1)江楠自杀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正式宣布为“现行反革命”；（2）事件绝对保密，任何人向死者爱人泄密以现行反革命论处；（3)红卫兵与革命教师应以毛泽东思想帮助社员破除迷信；（ 4)将对事件进行调查，任何不负责任的猜测和流言蜚语将按违犯革命纪律严肃查处。

可是，社员们不受“革命纪律”约束，却公开谈论。事情很快就水落石出：死者生前曾遭一名至数名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员奸污，并受到威胁，她如胆敢泄露真相，他们将严惩她的爱人。后来，死者发现自己有孕，就向外语系工宣队头目请假，要找一家医院打胎。但是，按政府规定，必须提供父方姓名。这头目不但不设法帮忙，反而威胁说，如果她胆敢泄密，将以“腐蚀工人阶级”?罪论处。受害者走投无路，痛不欲生，曾对一位好友吐露唯有一死了之。她的爱人原来已在校园单独监禁，但仍可由红卫兵押解到食堂用餐。从她死后，他再也不许离开监禁室，三餐都从食堂送来。他对严管措施的升级措施感到惊愕，认为这是他的案情严重的迹象。他被蒙在鼓里，一直到文革结束、工宣队回马鞍山之后。对江楠自杀的调查毫无结果，因为工人阶级的形象不能被玷污。又过了几年，死者“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现行反革命罪行”才终于得到平反。

▪ 晚饭后，小孙来和我去散步。他情绪低沉，含泪说：“这场革命有许多事我没法理解，我也许永远不会理解。我是在果树当中长大的。它们是跟我玩耍的朋友，它们的果实养活了我。粗暴无理地砍倒一棵鲜花怒放的桃树，这就如同杀害一个欢笑的青年！我恐怕当不了一个好的革命者”不久以后，小孙被分配回他自己的公社中学当英语教师，而他那些更革命的同学就分配在安大或城市政府机关工作 。

◆ 第十六章 江城淹留， 1974-78

▪ 我们参加会议，听团长向全体官兵宣读最新的军法审判文件，进行军纪军法教育。边疆某建设兵团团长和政委联手强暴全部下放女知青，被处极刑的案件，让人听了毛骨悚然。各地下放女知青受到性伤害早已不是新闻，但是这两个军中败类的罪恶行径却是我们接受再教育中新的、难忘的一课。

▪ 我们的亲戚觉得我们的住房相当整洁舒适，当然不知道我们是几小时前刚搬进来，家里乱七八糟的东西还留在上帝之家哩。我和怡楷身上穿的都是一件崭新的白的确凉短袖衬衣。这是当时的时尚，也是我俩多年来添置的第一件衬衣。一天下来，晚上睡觉以前得脱下来洗净，这样早晨才有得穿。第二天上午，我们一家五口陪着远客观光校园，外甥女为我们照了一张全家福，这是我们家有史以来的第一张彩照。一上午下来，我俩的衬衣汗得透湿，午饭后非洗一下，等晾得半乾才能再穿上，去出席副校长为欢迎我的亲戚举行的晚宴。当年的“海外关系”、政治包袱，今日的“统战”贵宾！

◆ 第十七章 二十余年如一梦， 1979-80

▪ “右派改正”的决定于1978年10月以中央55号文件下达，改正工作由本人当年所在单位执行。安师大办理改正人数达二百四十余人，就一所规模不大的省校而言，这个数目相当惊人。一位当年反右后被遣送回乡务农的男教师，这时候已年近半百，奉命回校办理改正。他办妥改正文书后，走出行政楼，一头撞在墙上。有过路的人跑过来把鲜血淋漓的“改正右派”送往校医院他说：“他们无缘无故毁了我的一生，现在却指望我对他们的假仁假义感激涕零。我的血沾满他们的手，沾满他们虚伪的门面！我才不要这些骗人的改正决定破纸哩，但是我得为家里人清洗被株连的罪名，要不然他们要永远背着右派家属的黑锅。”

▪ 现在五十出头，这位诺贝尔奖得主看上去仍然很年轻，娃娃脸，肤色滋润，不过头有点儿秃了。他先介绍了他的太太，然后我们俩面对面隔着一张小圆桌在两把大扶手椅上坐下来。他问到我的处境、我这次从安徽来北京的缘故、一些朋友们的经历，我只能简单扼要地作答，因为我怕多占他宝贵的时间，并且他也没流露出强烈的兴趣或感情。他庄重自持，完全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和学者的神气。我很快就意识到，我们俩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他留在美国，能够获得成就和荣誉，过着安定富裕的生活。我回到祖国，历尽劫难和凌辱，好不容易才苟活到“改正”的今天。他在“美帝国主义的堡垒”安居乐业，回到共产中国荣膺“爱国主义者”的桂冠，受到最高级党政领导的接见和宴请，作为国宾出入有专用“红旗”大轿车代步。我响应号召回到祖国，却被划为人民公敌，受尽无产阶级专政下劳动改造和牛棚的煎熬，几乎成为饿莩葬身一抔黄土。即便在我们交谈时，我的肋条还隐隐作痛，由于在来饭店的公车上受到“红色恐怖”一代的小青年臂肘的推撞。我脑子里突发奇想：如果在旧金山那个七月的下午是我送他上船回中国，结果会怎样？也许我会坐在他的椅子上，他坐在我的椅子上？哦，不，我当场决定，我决不会用一辈子“接受再教育”的苦杯换取无产阶级专政头目的敬酒。不，我决不会坐在他的椅子上，同时，上帝保佑，即便他当年回来，也万万不会落入我的苦海 。

▪ 我正不知道说点什么，一抬头，看到墙上挂着一张条幅，是吴老用他那一笔不苟的颜体写的十四个大字：“往事如烟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 尾声

▪ 一位老同事告诉我，外语系工宣队头目沈师傅和职业打手史科长、两个“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听到自己得的是不治之症就瘫倒在地，暴露了“纸老虎”的真面目。这位同事发表感想道：“正如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觉得难以完全同意他的说法。“那你怎么解释善有恶报，恶有善报呢？俗话说：‘修桥补路双瞎眼，男盗女娼子孙多。'不如说，这些恶棍草菅人命，却忘掉自己迟早也会面对死亡。也许他们残酷无情地置受害者于死地时也相信过‘恶有恶报’，从来不怀疑自己是正义的化身。这些可怜虫幻想自己可以在地上的共产主义天堂获得奖赏，从此飞黄腾达。而他们不过是小爬虫罢了！”

▪ 我曾用一句话概括我三十年的“牛鬼”生涯：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但是，肯定不止如此而已。持久的苦难决不仅是消极的忍受，而是一宗支持生命的馈赠。受难像一根绵延不断的线索贯穿生活和历史的戏剧。或许恰恰因为受难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占有一个无比重要的地位，所以一部丹麦王子的悲剧，或是杜甫荡气回肠的诗篇，才以人生悲剧的壮丽使我们的灵魂升华。人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受难和从中学习，没有人会徒然受难。或许我们变得明智一些，像孬子基贵一样；或许我们变得谦卑一些，因为亲身体会过农民遭受的那么多贫困和苦难；或许我们从他们对生活无言的信念和对未来的常青的希望中汲取力量。或许，如同一头吃草的牛以支持生命的奶汁回馈牠的养料，一个在苦难的野草上放牧的“牛鬼”同样能够回馈他的养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