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之际礼学思想的转型

冯茜，《唐宋之际礼学思想的转型》，北京：三联书店，2020年。

绪论

对礼的三种理解：（1）经典文本；（2）历史制度；（3）礼义（天理）

汉唐礼学的特点：文本研究

唐宋礼学的特点：制度考据（如金石学）和礼义思辨

序章

自官修义疏悬为功令，设科取士，与科举捆绑的经学开始沦为士子谋求出身的工具。正如开元八年（720），国子司业李元璀上言：“今明经所习，务在出身，咸以《礼记》文少，人皆竞读。《周礼》经邦之轨则，《仪礼》庄敬之楷模，《公羊》《穀梁》，历代崇习，今两监及州县，以独学无友，四经殆绝。”与此同时，义疏作为官学，也更突出地显露出它技术化的一面。前述反对王元感的祝钦明、郭山恽，即是这样有专家之学而丧失批判精神的学者。祝钦明、郭山恽并为当世精通五经三礼，鼎鼎有名的大儒。祝钦明曾在天授年间中“英才杰出"“业奥六经”等科，拜著作郎，累迁太子率更令，兼崇文馆学士。中宗在东宫时，钦明更兼侍读，为其讲经。中宗复位后，钦明又以侍读之故，擢拜国子祭酒，后官至礼部尚书，累封鲁国公。史载，韦后亲属婚，中宗与群臣宴饮禁中，“钦明自言能《八风舞》，帝许之。钦明体肥丑，据地摇头目完目，左右顾眄，帝大笑。吏部侍郎卢藏用叹曰：“是举《五经》扫地矣！” 

景龙三年（709），中宗将行南郊，祝钦明与郭山恽为迎合韦后，提出郊祀以皇后助祭，皆援据经文为说。祝钦明引《周礼·大宗伯》，“大祭祀，王后不与，则摄而荐豆笾彻"，又举《内宰》“大祭祀，后裸献则赞瑶爵亦如之"，论证王后当助天子祀天神、祭地衹。

……葛兆光曾概括8世纪初的知识与思想状况，尤其适用于唐代的官方经学：“当主流的知识和思想逐渐失去了对当时社会问题的诊断和疗救能力，也失去了对宇宙和人生问题的解释和批判能力的时候，往往出现很奇怪的现象：它一方面被提升为笼罩一切、不容置疑的意识形态，一方面逐渐沦落为一种无须思考、失去思想的记诵知识，它只是凭借着政治权利和世俗利益，维持着它对知识层的吸引力，在一整套精致而华丽的语言技巧中，知识阶层勉强翻空出奇，维持着它的生产和再生产，就像唐玄宗自己说的那样，‘问礼言诗，惟以篇章为主，浮

词广说，多以嘲谑为能，遂使讲座作俳优之场，学堂成调弄之室’。”

——页43-46

唐玄宗开始改革礼制。彼时颁布《开元礼》。他认为，礼为时王之制，以情统礼，任情改礼，否定了经典古礼所具有的规范效力。（页57）

第一章 中晚唐礼学

赵匡强调礼学的“经义”（经典的大义）层面，这体现在禘论（禘祭理论）上。

杜佑在礼典编纂上强调“通礼”，在礼制传统下来理解礼礼学经典。

王泾《郊祀录》因革损益，强调王朝作为礼制的主体地位，强调礼制的历史传统与当代性。

第二章 北宋早期

聂崇义《三礼图》，主张依经立制，以注疏学说为立图依据，研究礼器，其意义在于展现吉凶之象、尊卑之别、法度之均等等。

真宗朝后期祭祀礼制受儒家传统和玄宗仪制（掺杂道家信仰）的双重影响。

第三章 仁宗庆历

回向三代，强调三代礼制在价值上的绝对性。

李觏认为，三代礼制与后世礼制是断裂的，而非连续的，他并不承认汉唐的地位。

刘敞《七经小传》强调经文所指向的制度和事实，也促进了金石学的发展。

陈祥道，福州人，撰写《礼书》，广泛运用古代文献（而不局限于“经”）来考证礼制。

第四章 两宋理学

将礼学发展成成圣之学。

李觏反对礼唯治恶，认为礼是道德养成；反对内修成圣，需要礼法教化。

王安石早期主张礼唯制欲（对应人性论是性善情恶），后期主张制欲养善（对应人性论是性有善有恶）。

汉唐礼论：情文相称（圣人缘情制礼，人性论和礼学的模式是：人情-礼文）

两宋理学：理欲之争（成圣之道，礼的功能是实现人的天命之性）——代表人物有张载，二程，吕大临。

终章 朱子礼学

朱熹传承并实践古礼，如撰写《家礼》；强调经书的典范意义，如编纂《仪礼经传通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