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追求：自由的挫敗
吳乃德，《百年追求：自由的挫敗》，新北：衛城出版，2013年。
◆第一章 意外的反叛者
>>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八月的一篇文章〈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中，指名胡適、傅斯年、錢穆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所控制的知識分子。不過，相較於俄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列寧以「民族的大便」來稱呼知識分子，中國共產黨對自由派學者的批判至少還有一點理論性，至少還符合教條。
>>這份雜誌是國民黨政權內部的民主派所自動構築的反共思想防線。他們在「體制內」發動這項工作，或許是因為他們誤解了蔣介石的政治傾向，或許是對蔣介石的民主立場仍存幻想。當蔣介石因權力日漸鞏固而顯露其真正政治傾向之後，雙方的衝突也就無法避免。而雜誌的靈魂人物也從國民黨政權的核心人物，成為蔣介石的階下囚。
《自由中國》雜誌創刊的編輯委員包括毛子水、王聿修、胡適、雷震、杭立武、張佛泉、羅鴻詔、崔書琴、李中直、夏道平、殷海光、許冠三、戴杜衡、申思聰、金承藝、瞿荊洲、黃中。
◆第二章 衝撞獨裁的言論火花
>>雷震和雜誌社同仁對胡適保護傘的期待，也顯示其思考上的盲點，以及對胡適的錯誤評估。胡適之所以能充當保護傘，除了其世界性的聲望，更重要的是他和蔣介石的良好關係。可是，當雜誌和政權產生劇烈衝突的時候，如果胡適是一個堅定的民主改革者，選擇和同志站在一起，他和蔣介石的關係就會產生變化，也就不會再有保護傘的作用。可是如果胡適委曲求全，他就不會願意當保護傘。後來的歷史也顯示，胡適書寫「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比較是對別人的鼓勵，而非對自己的期許。
>>其間胡適親自寫信給蔣介石、美國駐臺大使藍欽也表達關心，蔣介石就是不讓雷震出國。用這個方式來懲罰雷震，也可見蔣介石的心胸和格局。
>>可是蔣介石受到陶希聖的挑撥，不禁怒罵雷震是「王八蛋、美國間諜、漢奸，必須開除黨籍」。唐縱說，黨改造之後雷震並沒有重新登記為黨員（因此其實已經不是黨員）。蔣介石說，沒有登記也要開除。也就是說，不是黨員也要開除黨籍。蔣介石有趣的邏輯終於讓國民黨正式和雷震決裂。雷震也從此離開效命一輩子的國民黨，不得復返。
>>徐復觀的建言更為含蓄和迂迴。他的文章〈我所瞭解的蔣總統的一面〉，首先指出國民黨失去中國大陸，蔣介石因為「領導上的錯誤」具有部分的責任。而這個錯誤則來自蔣介石的性格──「堅強的意志」。蔣介石的成功來自這堅強的意志，其失敗也因為堅強的意志。而意志的本質，就是要求客觀的形勢從屬於自己的主觀意願。然而主觀意志卻需客觀的道路來完成，兩者必須達到平衡。「政治地位太高、權力太大、而又保持太久的人，常常妨礙他與客觀事務做平等的接觸……於是頑固代替了堅強……」同時，也因為蔣介石堅強的主觀意志，使得客觀的典章制度無法建立。可是「一個處於開創時代的偉大政治家，他的堅強意志必須表現於建立這些客觀的典章法制和有關的原理原則之上，並率先信守而貫徹之」。
◆第四章 獨裁體制，正面總攻擊
>>缺乏體制職位，領袖崇拜的運動將無法進行。這也是為何所有的獨裁者，不論是希特勒、墨索里尼、法朗哥，都必須占據體制上的元首地位。因此，當體制限制了獨裁者終生執政的可能性，體制就必須加以修改。相對於共產黨沒有任期限制的權威體制，這是「資產階級民主」體制對獨裁者非常不方便的地方。
>>一九六○年二月，負責選舉總統的國民大會將在該月二十日召開。二月一日出版的《自由中國》雜誌，以社論〈敬向蔣總統做一最後的忠告〉。忠告蔣介石學習美國華盛頓拒絕當第三任總統的榜樣，也向土耳其凱末爾扶植反對黨看齊，做一個世界性的偉人。不過，中華民族的救星顯然沒有進階成為世界偉人的欲望。
>>同樣在香港的歷史學者錢穆則說，「恭請蔣先生再度連任總統，係屬四海歸心。這一任關乎復國機運與中國歷史轉捩，我們非擁護蔣先生不可。」錢穆後來到臺灣定居，蔣介石也待他不薄。蔣介石送給他的房子，後來成為古蹟。
失去了雷震這位領頭羊在言論上的衝鋒陷陣，雷震的許多老同志也意興闌珊地配合演出。當時為省議員的李萬居、郭雨新和李秋遠，以及臺北市長的高玉樹都發表了支持蔣介石的談話。
◆第五章 自由主義者的組黨之夢
>>由於世界性經濟不景氣對土耳其造成嚴重的打擊，凱末爾為了疏導民怨，於一九三○年命令他的追隨者、曾任總理的歐基爾組織「自由共和黨」，並且親自挑選忠心的部下進入新黨。新黨在地方選舉中確實也獲得了一些席次。可是既有不同政黨的存在、而且相互競爭，「雜音」的出現乃屬必然。一直到今天，土耳其的「西化派」同時也是經濟上的既得利益階級，而傳統回教勢力的基礎則是中下階級。宗教「文化」和經濟「階級」的重疊，使得土耳其政治到今天仍然動盪不安。反對黨的存在剛好為傳統回教和中下階級提供了發聲的管道，他們紛紛加入在野黨，反對凱末爾的現代化措施。一年之後，歐基爾自動解散新的政黨，凱末爾也順便解散所有自主性的民間社團。土耳其於是又恢復一黨專政。
>>胡適所提的事件發生在第二次大戰之後，這時凱末爾已在一九三八年過世。當時土耳其經濟停頓、社會騷動，已經執政二十七年的共和人民黨成為人民怨恨的對象。同時因為民主陣營是世界大戰的勝利者，總理伊諾努因此於一九四五年公開邀請人民組織反對黨，讓土耳其成為自由世界的一員。部分政治人物於是離開執政黨，組織新的「民主黨」，並且於一九五○年以更開放的經濟自由化政策贏得選舉，取得執政地位。可是新政府不但未能解決經濟問題，甚至開始壓制言論自由。民主黨的政府於一九六○年為軍事政變推翻，包括總理孟德雷斯在內的三名高級官員為軍政府槍決。
【面对一党专政，胡适曾经建议把这个党内部分化成两个党（一分为二），这样就能在保证既得利益的党的前提下，又能实现两党互相监督，打破一党专政。他援引的例子就是土耳其。但是，这个也行不通。土耳其的例子如上，即又回到一党专政了。而且，对于蒋介石，他好不容易把国民党掌控在自己手上，更不愿意再让其“自动分裂”。】
◆第六章 啟動組黨：本土菁英重登歷史舞臺
>>三十年後，美國著名的政治學者杭亭頓總結「第三波民主化」的啟示，其中之一即是威權政府所提供的選舉，再如何地不公平，反對派也必須參與。因為不公平的選舉仍然提供變天的可能性。而且更重要的，選舉是反對派唯一可以在言論上號召、在政治上動員、在組織上演練，並培養政治經驗的場所。後來的黨外運動也充分顯示了選舉對民主運動的重要性。
>>連橫後來在日人報紙上發表文章，為日本殖民政權的鴉片政策辯護，社友提議將其開除。可是根據社規，唯有「汙損本社名譽者」始能開除。理事會議討論的時候，林獻堂發言說，「誣衊我先民，以做趨媚巴結，而又獎勵人人須吸阿片，似此寡廉鮮恥之輩何云不汙損本社名譽？」《臺灣民報》也因為連橫的文章而不願聘用連震東。
>>國民黨將如何應對新政黨的出現？接受還是打擊？在全社會的關注中，國民黨的機關報《中央日報》在七月二十九日刊出了社論〈政黨的承認問題〉：
本黨親身遭遇的反動風潮，不只一次。同時本黨親眼看見的新黨運動，亦不止一次。現在又有所謂「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其名而組黨其實的運動在進行中。我們並不重視，亦決不予以承認。
倘如今日再有「救國會」和「民主同盟」一類的組織，甘心為共匪充外圍，做尾巴，從事顛覆國家的陰謀活動，我們決計沒有予以承認，與其交往之可能。今日所謂「反對黨」的組黨運動，其真正企圖為何，真實目的何在，都未可知。我們自亦沒有予以承認而與其交往之可能。
民主不是混亂，法治須論是非。救國復國尤當辨明敵友。個人的訂交尚須慎重，政黨的承認更不可輕率。這不僅是一個淺顯的道理，並且有歷史的教訓為其確切的證明。
>>國民黨的立場非常明顯：絕不接受新政黨的存在。
針對《中央日報》的社論，雷震立即為文在次期的《自由中國》雜誌上加以駁斥。雷震顯然憤怒難平。他說，「國民黨如果不打算承認新黨，新黨也不要求它承認。同時新黨也不會承認國民黨的。……執政黨與在野黨，政治地位儘管不同，法律上的地位完全平等，彼此間無所謂承認問題。」《中央日報》將新黨類比為大陸時期的「民主同盟」等，更是讓雷震勃然大怒：
你們要提起大陸的往事，你們就完全搞錯路子了。你們把大陸搞丟了，你們應該粉身碎骨，百身莫贖，今天還有什麼面目來責備他人！……國民黨內部如果戮力同心，自己不去爭權奪利，僅有幾千支爛槍的匪軍，老早就可以消滅，何致於最後把你們趕出大陸？……我希望你們不要再多提往事，你們還可以在臺灣作威作福的過日子……橫直年輕的人不大會知道你們過去的所作所為。這樣不是很好嗎？
>>雷震的判斷完全正確。蔣介石父子不久之後，確實以匪諜相關罪名逮捕雷震。一直到後來的黨外民主運動，外部敵人的存在都一直是國民黨打擊內部敵人的方便工具。甚至蔣經國情場失意的時候，他也用匪諜罪名來對付他的情敵。
>>蔣介石對黃杰說，傅正曾入武漢大學，後來又是臺灣大學政治系畢業，卻從來沒有謀取公職，專門當雷震的助手，「以此情形推斷，當係共匪之職業學生。」蔣介石顯然不知道，人性中有「為理想獻身」這種事。蔣介石同時也透露，行動的時間或許不用至該月底，有可能提前行動。
>>夏道平認為組黨要成功必須具備三個條件：煽動、組織、領導。
◆第七章 民主星火彈滅
>>這兩個多月來，為了整肅雷震蔣介石可以說是心無旁騖，而且夙夜匪懈。軍人出身的蔣介石，已經有許多年沒有打仗。如今他精神抖擻，親自指揮戰爭。過去和共產黨打仗，他屢戰屢敗；現在對雷震的這場戰爭，他非贏不可。
>>幾天之後，蔣介石又指示：只憑兩篇偏激的文章判處傅正徒刑，必遭受輿論攻擊，必須妥善研究。警備總部於是在逮捕傅正後，一直追究他的匪諜背景，蔣介石也數度詢問有無發現，可是卻一直找不到可以入罪的材料。總指揮於是在起訴前幾天下令：「傅正既無附匪之事實，可不必起訴。但仍應交付感化。」
>>升高對立，提高對手壓制的代價，直到壓制的代價高至對手無法承擔，因而放棄以壓制為手段，轉而妥協和協商，這是所有反抗運動的基本原則。
◆第八章 明天過後
>>殷海光在生命最後這幾年，很懊悔在《自由中國》寫文章，浪費生命。「我在香港的幾個學生要印我的文集，可是我有什麼呢？我算什麼呢？純理的工作一點也沒有，在《自由中國》的文章，至少有三分之二，不必寫的，我感到很慚愧。」
殷海光的氣質和自我期許都比較傾向思想家。曾經在《自由中國》雜誌當編輯的作家聶華苓，引述他的話：「人生有兩件東西不能少：書和花。」他一生的志業是思想家，卻不得不寫政論。思想家是為中國尋找出路，政論家卻是反應和批判現實。可是真誠的知識分子處在那樣的時代，卻身不由己。處在那樣的時代，人被迫選擇：或者獨善其身，對不義視而不見；或者暫時放棄安身立命的工作，直到有一天想回頭卻已經太遲。這不是一個容易的抉擇。
>>在許多關鍵時刻，胡適都讓他的朋友失望。陳獨秀被國民黨逮捕的時候，傅斯年大聲抗議，也希望胡適出面公開抗議。可是胡適卻保持沉默，只是溫情地送書給獄中的陳獨秀。雷震被逮捕這一次，胡適又重複了相同的動作：沒有公開抗議，沒有到監獄探望，而只是送書進監獄給雷震。
>>以他原先和國民黨政權的關係，他可以像他人一樣享受權勢和名位，至少也可以不用受苦，舒服過一生。可是他卻為了政治信念，讓家人付出慘痛的代價。他的兒子雷德成高中畢業後，在美國的姊姊為他申請到四年的全額獎學金，可是他在留學考試當天發高燒而沒有通過。入伍後受到軍方的特殊待遇，沒有抽籤就被分發到馬祖。已經得病的他，在馬祖的惡劣環境下，風濕性麻痺症更為嚴重。雷震幫他申請回臺就醫五次，都沒有核准。三年役期結束後回臺，他已經無法行動了。醫生說如果早日就醫，病其實可能醫好。後來雷震的女兒在美國奔走，終於找到醫院願意免費治療她生病的弟弟，卻因當局阻擾無法到美國就醫。雷德成在忍受二十多次手術後，鋸掉雙腿，後來在雷震出獄前過世。
>>許世賢是雷震被逮捕後，主張將組黨行動堅持下去的人之一。民主運動沒有繼續下去，她想必非常失望。雷震出獄之後，齊世英邀請雷震、吳三連、郭雨新、高玉樹和康寧祥等人定期聚會，希望「將民主運動的經驗傳承給新的一代」。當時許世賢擔任立法委員，當然也受到邀請。不過，她堅持拒絕參加。當他人不可期待，她寧願獨自在家鄉耕耘。以認真問政和廉潔的操守，她在嘉義耕耘出一個國民黨無法撼動的政治勢力。一九八二年她最後一次競選嘉義市長，總共有四位候選人參選，她竟然獲得七六％的選票，當時她已經七十二歲。許多時候，真正提升民族的力量或許不是狂烈的意識形態，而是在自己工作崗位上的長期辛勤和堅持。
◆第九章 文化禁錮中的沉悶時代
>>印順法師的《佛法概論》則早於一九五四年即被查禁，因為「內容歪曲佛教教義，隱含共匪宣傳毒素」。中國佛教協會通電各縣市支會、各佛教團體、佛學講習會等，「希一致協助取締，勿予流通傳播。」印順是近代中國佛學第一人，他在該書中認為：傳說中的四大樂土，為佛學視為八難之一的「北拘盧洲」，指的是西藏高原。雖然數千年前中共政權尚未存在，這樣的說法仍然被認定是為匪宣傳。
印順於是提出重新審查申請書，針對被質疑處讓步：乃「因逃難時，缺乏經典參考，文字或有出入。……如有應行修正刪易之處，當遵指示修改。懇轉請政府明示，以憑修正。」印順法師後來在回憶錄中這樣說自己：「在這一次的經歷中，我才認識了自己。……我是那樣地懦弱，那樣地平凡，我不能忠於佛法，不能忠於所學，缺乏大宗教家那種為法殉道的精神。我不但身體衰弱，心靈也不夠堅強。……這是我最傷心的，引為出家以來最可恥的一著。」
>>《文星》雜誌因此稿源豐富。雜誌在一九六一年底出刊到第四十九期之後，改由李敖擔任總編輯，內容和風格也出現劇烈的變化。
>>然而這幾篇充滿意氣的文章，卻開啟了《文星》雜誌的「中西文化論戰」。論戰中最尖銳的文章來自李敖〈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李敖主編下的《文星》，雖然沒有直接攻擊威權體制，卻鬆動了其思想秩序。威權政體和共產主義極權政體有異。極權政體以廣泛的政治動員來護衛其政權，發動人民根據官方的意識形態，從事普遍性的、頻繁的政治參與。它要創造的是積極、熱烈支持政權的子民。而威權政體則以「反動員」來護衛其政權，禁止人民從事政治性的思考和行動，除非由官方所默許或主導。它試圖創造的是冷漠的、不問政治的順民。《文星》雜誌對既有權威、既定秩序的挑戰，顯然不符合威權體制思想「反動員」的統治邏輯。當人民的思想被動員，當人民開始獨立思考、開始挑戰既定的社會和道德秩序，必然威脅威權體制的穩固。
◆第十章 青春火焰繼續燃燒
>>體制內的民主改革運動被撲滅之後，僅存的出路是號召人民起義。這是當時許多人的想法。號召人民起義，有些人以彈藥，有些人以傳單。
蘇東啟的武裝起義，尚未行動即被破獲。三年之後，臺北幾位知識分子以傳單當武器號召人民起義；同樣的，傳單尚未發出即被逮捕。臺灣大學法律系、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畢業的謝聰敏，在一九六四年寫了一份傳單，計劃散發到全臺灣，號召人民起義反抗國民黨。謝聰敏在臺大曾經上過殷海光的課。殷海光介紹學生閱讀的一本書《群眾運動》（The True Believer），讓他獲得很大的啟示。該書作者是美國的工人作家賀佛爾（Eric Hoffer）；中譯版由「今日世界」出版。今日世界是美國國務院的文化宣傳機構，卻是臺灣青年學生在威權統治的文化禁錮下，認識世界（主要是美國）的窗口。書裡的一句話啟發了謝聰敏：「一個運動只要號召百分之三的人革命，就可以成功。」
>>他們期待傳單出去之後，人民會一呼百應，顯然是過度樂觀的估計。而且，他們也沒有考慮到更為重要的下一步驟：萬一人民真的被號召起來，如何組織他們？
>>南非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女作家葛蒂瑪就曾經遭遇類似例子。種族隔離體制期間，她不斷公開為黑人說話；她的作品也是曼德拉及其同志們，在監獄中最喜歡借閱的書籍。南非民主化之後，治安急速惡化，葛蒂瑪的家被三位黑人侵入強劫，她雖然交出現金和珠寶，可是卻勇敢地拒絕脫下結婚戒指。於是被暴徒關在儲藏室，幸好沒有受傷。
◆第十一章 預告民主運動
>>可是讓運動得以實現的卻是香港留學生，他們主張立即展開全美性的示威行動。剛逃離國民黨威權體制桎梏的臺灣留學生，毫無運動經驗；長久養成的不動員習慣，也讓他們對美國的學生運動望之卻步。可是香港學生卻有參與美國學運的經驗，也熟知所有示威遊行的技術性細節。他們立即取得運動的主導權。
>>第二天，華盛頓、西雅圖等地繼續進行抗議示威。而華盛頓的抗議行動則是保釣運動的里程碑。除了規模最大、約有四千人參加外，全美釣運人士兩百多人在當天晚上聚會，決議「中國需要統一。只有統一，中國才能強大，才不會受日本的氣」。漸漸的，全美各地的保釣運動開始成為支持祖國統一運動。
>>數日後，路易斯安那州的美國西南保釣大會通過決議：「反對兩個中國及一中一臺的國際陰謀；中臺問題是中國內政問題，由中國和臺灣人民自行解決。」
>>在張總教官的疏導政策下，臺大的保釣運動沒有受到太大的壓制。可是釣魚臺的管轄權已經移交給日本，運動已經無法再延續。可是，當年輕的心得到了解脫，顯然不願意重新接受束縛。於是學生開始凝視臺灣最基本的問題：民主和獨裁。這個議題顯然也超出張總教官可以疏導的範圍。
>>統治團體成員因為長久沒有更新，或因為缺乏自由競爭，而素質低落是所有威權政權的現象。最為顯著的是崩解之前的蘇聯帝國。甚至在二十世紀的末期，蘇聯共產黨領導階層竟然很少是大學畢業生。而他們居然控制著大帝國的發展方向，這真是令人駭異的現象。諍言暗示：因為沒有民主競爭，一群素質低落的人統治著臺灣社會。這群人如何促成臺灣社會的現代化？
諍言也期待「法治政治的確立」，「將政府和人民的關係重新調整在一個新的法治基礎上」，「來建立以法治為基礎的高效能政治組織。」而目前的「政府機構長久以來都脫離不了濃厚的幫會組織的色彩」。以個人效忠為基礎形成權力階層，這是威權獨裁的特質，雖然諍言沒有明說。諍言然後談到人權缺乏保障，司法不獨立。而立法則掌握在「一個龐大的、衰老而且與廣泛大眾完全脫節卻以民意為名的特權集團」。
>>《大學雜誌》不同於《自由中國》雜誌。它是出生或成長於戰後的新生代知識份子，在威權體制下的初步嘗試。因為是書生論政，沒有政治實力，出刊不久即和當權者妥協，後來甚至被當權者收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