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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孙中山研究》，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 >>对孙中山执意北伐的事，陈炯明是不以为然的，陈炯明主张粤人治粤，联省自治。他认为中国问题要走美国的联邦制才能解决，不能迷信武力统一，武力统一只能造成中国的更形糜烂、更形衰弱。联省自治的主张被引起注意(12)，起于1921年6月4日浙江都督卢永祥的通电。卢永祥主张“先以省宪定自治之基础，继以国宪保统一之旧规”。要求改弦更张，不再搞中央集权制。陈炯明首先通电赞成。 >>《国民中学历史》所谓的“直系军阀吴佩孚暗地鼓动陈炯明叛变”，是与史实不合的(16)，相反的，“勾结军阀”的行为，孙中山自己固优为之。孙中山一意孤行，要武力统一，但武力统一力量又不够，只好勾结“军阀”来打“军阀”。 >>北方的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写《这一周》（6月19至25日）(24)评议，颇见公论。胡适说： 本周最大的政治变化是广东的革命与浙江的独立。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做根据，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这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达他的目的，于是有八年联安福部的政策，于是有十一年联张作霖的政策。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靠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民，遂不能免这一次的失败。 >>原来陈炯明本就是讲人格、有个性的人，当年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要入党的同志在誓约上打指模发誓“附从孙先生”，陈炯明就和黄兴等同志拒绝这样做，他们认为这种行为、条文太不平等了，也太侮辱人了。所以陈炯明虽然与孙中山南下护法，却始终不是“打指模”的党员，而只是同盟会的会员。他对孙中山的态度，也始终服理不服人。 >>当孙中山高唱挥师北伐时，已几乎动摇陈炯明的忠心，再加上孙中山在广东建立一个无法无天、压榨人民的政权，使陈早已对孙的信仰幻灭了。 报告中又提到他在1924年1月对孙中山的谈话。他说：“你像你所批评的军阀一样，在打内战！”孙中山答道：“不！我不是军阀，我是医生，我打仗是以毒攻毒！”报告中又说孙中山： 事实上，他认为他做的任何事全是对的，而且为达成目的，不计一切牺牲。 >>报告中说孙中山花了一刻钟的时间，阐扬“压迫”和“被压迫”世界间的斗争。但雪曼事

马烈光，蒋力生 主编，《中医养生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年。 ◆上篇 理论篇 >>不适度则有损于健康，甚至导致夭亡。例如：饮食过饱，则伤肠胃，过饥则使后天供给不足；偏嗜肥甘则生湿热，嗜咸则伤心，嗜酸则伤肝等；过劳有损形气，过逸则气血凝滞；过分的贪名逐利耗散心神，无节制的性行为直接损伤精气等。总之，不合理的生活方式，是影响寿夭的重要因素，这在《内经》和历代养生著述中阐述甚详。 >>健康就是“形与神俱”，即形体强健而无病，精神健旺而心态平和，同时，精神与形体之间和谐相济，配合正常。 >>孙思邈则具体要求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应淡泊名利，“于名于利，若存若亡，于非名非利，亦若存若亡”（《备急千金要方·养性序》）。 >>适度的劳作可调畅气血、促进机体功能；适度的休息保养精力、促进体能恢复。劳逸过度则有害健康，过度劳累则耗气伤精、机体内伤虚损；过逸则气机郁滞、机体功能衰退。因此需要通过权衡劳逸来养生。正常情况下，应注意起居有常，使机体的动静与外环境阴阳状态协调一致；做到劳逸适度，使工作高效率、休息高质量，保持人体内部动静协调平衡的健康状态。一旦出现劳逸失度，应立即采取相应的调节手段，如劳累过度的，可运用娱乐休闲、静息打坐等方法来促进休息；闲逸过度的，可运用体育锻炼的方法来增加运动，总之要通过主动的纠偏补弊及时恢复健康状态。 >>养生应该落实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根据具体的情况不拘一功一法，从起居、动静、药食、针灸、推拿按摩等多种途径、多种方式进行养生实践活动，中医养生学称之为“杂合以养”。 >>节欲首先要使心神宁静。心为一身之主宰，心静则一身俱静。要使心神宁静，应避免引起欲念过度的环境刺激因素。 >>怡情摄神，即在人的精神将要或已经失于清静而发生异常时，采取适当的方法，从而使情志回归正常的精神养生法。 >>移情法 又称转移法，即通过一定的方法和措施改变人的情绪和意志，或改变其周围环境，使之与不良刺激因素脱离，从而从不良情绪中解脱出来。《续名医类案·郁证》中说：“失志不遂之病，非排遣性情不可”，“投其所好以移之，则病自愈”。 >>琴棋书画移情 《北史·崔光传》说：“取乐琴书，颐养神性。”《理瀹骈文·续增略言》亦说：“七情之病也，看花解闷，听曲消愁，有胜于服药者矣。”在烦

Meyer, D. 2021 . Documentation and argument in Early China: the Shàngshū 尚書 (Venerated Documents) and the Shū Traditions , De Gruyter Mouton, Berlin & Boston.   Based on studying Qinghua manuscripts, Dirk proposes “the genre of Shu”. Shu is a tradition with a complicated process of generation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 period.   “By assimilating modes of communication through links with previous utterances of Shū traditions, the newly produced texts—Shū—thus enabled different actors to position themselves in the debate – in and through the voice of antiquity. Intertextuality is central to this. By making use of such consolidated text clusters in the traditions of Shū, the cultural capital of the Zhōu meaning community and their various sub-groups increasingly served as a conventionalised tool for the production, reception, and circulation of discourse. With such expectations of Shū genre solidifying across the different actors of the Eastern Zhōu oecumene, the said conventio

彭林，《三礼研究入门》，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周代的礼是各个社会场合的仪式，如冠礼，昏礼，丧礼等。 《仪礼》出现最早（两周之际），是由孔门弟子编撰，记录各种典礼的程序。《礼记》则是七十子后学所作，记载礼义（礼仪背后的思想）。（页4）《周礼》正式出现在景帝武帝期间，记载职官制度。（页7） 汉代礼学最重大的事情，就是东汉郑玄遍注三礼，影响巨大。 魏晋时期，王肃的礼学挑战郑玄，称作郑王之争。 唐代孔颖达负责官修《五经正义》，一统江湖。此时，孔颖达使得《礼记》（教辅）取代《仪礼》（教材）的地位，成为“五经”中“礼”的代表。（页13）唐代儒家经典号称九经，《五经正义》之外的经典之正义，由民间私修。 宋代学风转变：质疑汉儒，重视《周官》，《仪礼》被逐出科举。王安石作《周官新义》。朱熹门人杨复作《仪礼图》。卫湜作《礼记集说》，“窃谓他人著书惟恐不出于己，予之此编惟恐不出于人。”（页21） 清代三礼学大盛：校订《仪礼》，回归郑学。孙诒让《周礼正义》。胡培翚《仪礼正义》。 近现代：《周礼》与史学结合，《仪礼》与考古学民族学结合，《礼记》与出土文献（郭店楚简）结合。 三礼的研究方法 （1）小学：字形，字音，字义。 （2）礼学思想 （3）考订名物（礼器） （4）结合考古学 （5）会通群经 （6）研究礼学史 研究范例 凌廷堪《礼经释例》 王国维礼器研究 钱穆《周官著作时代考》 沈文倬仪礼研究 第四章说明当今礼学研究的衰落，特别是大学建制对经学研究的不利影响。 宋儒的礼学和理学是互相交织的，如濮议。（页126）

李敖，《民进党研究》，台北：桂冠，1995年。 >>以“国民党同路人”徐复观为例。徐复观在大陆丢掉后，以自由分子面具出现，对他作为国民党核心大将的历史，讳莫如深。直到1975年，香港刊物揭发出他在1948年，曾是国民党核心秘密组织的发起人兼第一书记的时候，他才不得不写《垃圾箱外》来辩白“大目标”不把选举当作目的、也不以当选为荣为庆、当选后也“不能一样做那么斯文的政治游戏”。“大目标”是利用选举和职权来表达别的，表达更高层次的象征、杯葛、不合作，表达战斗与不屈，表达苏秋镇式的剽悍，表达美丽岛式的接力、抗议与哀愁。……总之，凡是有更高层次的意义，我们都要用这种管道来发挥；凡是有意在言外、言近旨远的默契，我们都要靠这种奔波去串联。只有这些，也只为了这些，才是我们介人选举进入议会的真正意义！ >>林肯的故事告诉了我们：在苦难的时代里，能够追求“大目标”的一种人，该是多么可贵、多么重要。在苦难的时代里，人们常常因为丧失信心而变得小格局、变得曲从现状而没有远见、变得只争“小目标”而不知“大目标”。冷静想想，这真的是信念的迷失和群体的迷路。作为党外人士的我们，实在要保持清明与警觉，在苦难中，力求冲决网罗、脱颖而出。 >>民主政治是一种光明正大的政治，它不是恶棍与懦夫造成的。打砸一阵固然痛快，但是打砸之下，小焉者自己成为恶棍懦夫，大焉者“完全丧失了民主自由立场”，这就是一种愚蠢了。民进党立党之初，便沦入蠢道，学起国民党来，其愚真不可及也！ >>民进党中猛将如云，听他们讲演、看他们表演，你会发现他们个个都是与国民党决不妥协的英雄好汉，其实你错了，他们另有媚骨的一面，令人发噱、令自己漏气。这种媚骨表现，同样从一个焦点上，最使我们清楚的看出来，那就是他们向当道拍马屁，拍得咚咚直响，构成千古笑谈。 >>所谓“格调不高”，是朱高正有太多粗暴的动作，一开始就把民进党带坏了。郑南榕发起“五一九绿色行动”的时候，向我募捐，我捐了十万元，在龙山寺，每人胸前佩带的圆形五一九绿色抗议标志，就是用这笔钱做的。一分钱都没出的朱高正，胸佩标志，在现场作秀倒无妨，但是他乘机偷踢女警察，却未免太不光明，令人对这种粗暴生厌。 >>民进党口口声声骂国民党，自然自己应该比国民党高明才是，但是，从事实检验，发现原来和国民党是一丘之貉。其中在不守诺言一

赵汀阳，《历史·山水·渔樵》，北京：三联书店，2019年。 希伯来的世界是宗教的，中国的精神是历史的。不诉诸世外的超越者，而诉诸世内的具有无限性的事物（类似数学的蛇吞象）——历史。理解历史有四个维度：变易生生、作述、古今、治乱。（页59） 对于历史的无限性（青史），山水是见证者（青山）。而山水无言，山水的代言者就是渔樵（山水之友）。（页59-60）渔樵知俗事、务俗事，但是不俗。渔樵具有自然和人事的双重阅历。渔樵熟知俗世利益却不动心，因此能以山水之道来言说历史。（页103）渔樵是劳动者，与文人化的渔樵有别。（页124） 渔樵讨论历史，始终把历史问题化。（页152，154）

金庸，《神雕侠侣》，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  ▪ 小龙女冷冷的道：“祖师婆婆传下的遗训，既在这墓中住，就得修心养性，绝了与旁人争竞之念。” ▪ 杨过越听越是心惊，垂泪道：“姑姑，我死活都要跟着你。”小龙女道：“你跟着我有什么好？你说外面的世界好玩得很，你就出去玩罢。以你现下的功夫，全真教的臭道士们已不能跟你为难。你骗过洪凌波，比我聪明得多，以后也不用我来照料你了。”杨过奔上去抱住她，哭道：“姑姑，我若不能跟你在一起，一生一世也不会快活。” ▪ 她大吃一惊，想起师父临终时对她千叮万嘱的言语：“你所练功夫，乃是断七情、绝六欲的上乘功夫，日后你若是为人流了眼泪，动了真情，不但武功大损，且有性命之忧，切记切记。” ▪ 法王笑道：“人各有志，那也勉强不来。杨兄弟，你的武功花样甚多，不是我倚老卖老说一句，博采众家固然甚妙，但也不免驳而不纯。你最擅长的到底是那一门功夫？要用什么武功去对付郭靖夫妇？” ▪ 他走出茅棚，在山顶上负手而行，苦苦思索，甚是烦恼，想了半天，突然间心念一动：“我何不取各派所长，自成一家？天下武功，均是由人所创，别人既然创得，我难道就创不得？”想到此处，眼前登时大现光明。 ▪ 杨过睡了半夜，次晨一早起来又想。七日之中，接连昏迷了五次。说要综纳诸门，自创一家，那是谈何容易？以他此时的识力修为固然绝难成功，那更不是十天半月间之事。但连想数日之后，恍然有悟，猛地明白诸般武术皆可为我所用，既不能合而为一，也就不必强求，日后临敌之际，当用则用，不必去想武功的出处来历，也已与自创一派想差无几。想明白了此节，登时心中舒畅。 ▪ 杨过微笑道：“人心鬼蜮，你也领会得一些了。” ▪ 杨过早就想到此节，只是不愿更增她的难过，是以并未说破，这时听她自己想到了，便道：“你爹爹放你上去之后，将来你须得处处小心，最好能设法离谷，到外面走走。” ▪ 杨过凄然一笑，缓缓摇了摇头。小龙女深情无限的望着他，心中却道：“要他什么公侯世爵，什么天下第一勇士？我只盼你好好的活着。” ▪ 郭靖又道：“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乃是本份，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助守襄阳。然我才力有限，不能为民解困，实在愧当‘大侠’两字。你聪明智慧过我十倍，将来成就定然远胜于我，这是不消说的。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日后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下册）》，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 【本次阅读该书，专注文革之后的中国历史】 ◆第三十五章 四个现代化 >>现代化的另一个异常现象是，在一个所谓的无阶级社会中涌现出了一些新的阶级。现代化使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工厂经理、作家、艺术家和其它知识分子获得了新的威望，他们将带领中国『腾飞』。社会上存在这样一种新的观念：『万般皆下品，唯有科技高』。科学工作者、知识分子和高干现在形成了一个特权的高级阶层；城市企业工人和基层干部构成了第二阶层，而农民和生活在农村的人则构成最低等级。 ◆第三十六章 毛泽东时代的结束 >>阿克顿（Acton）的名言『权力导致腐化，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化』，即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显得完全正确！ ◆第三十八章 转变中的中国1986-1988年：开放政策对文化的影响 >>第二，邓小平安排赵紫阳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但却丝毫没有保证赵紫阳能继承他担任统帅和最高领导人。在过去，所有被指定的接班人都在掌权之前就下台了：刘少奇在1966年，林彪在1972年，华国锋在1978年。任何共产党国家都天生存在着领导人继承的不稳定。常识促使人发问，即使赵紫阳在邓小平的有生之年得到邓的保护，那么邓小平逝世以后又将会怎么样呢？就这一点而言，如果要取得稳定的话，就必须使法治取代人治。 ◆第四十章 天安门广场的武力镇压1989年6月3-4日 >>另一方面，保守派曾在两年前打赢了第一回合的对抗，说服邓小平以错误对待学生示威的罪名将胡耀邦解职。现在，他们又策划影射赵紫阳是示威活动的秘密保护人，试图将他从总书记的职位上拉下来。这样，示威学生就不知不觉地成了党内激烈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强硬派把学生示威看作是镇压民主运动和阻挠经济改革的良机。如果能巧妙地加剧学生与赵紫阳之间的冲突，将使强硬派起到一箭双雕的效果。经济专家陈云和副总理姚依林暗中制定了一个计划，据此，总理李鹏将对学生的要求采取断然的不妥协立场，从而刺激学生变得更加好斗。与此同时，赵紫阳将被指责是示威群众的暗中支持者——党内的叛徒。 >>他们推论说，学生要求改变的愿望是无法满足的，而且会得寸进尺。到什么程度才会满足？他们担心，学生们不推翻共产党和四项基本原则（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不会罢休的

易明，《習近平與新中國：中國第三次革命的機會與挑戰》，譚天 譯，臺北：天下文化，2019年。 ◆Ch01 >>習近平革命的終極目標是他的中國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過，如前文所述，習近平的前任也有這個目標。習近平這次革命與過去不同的地方在於他採取的戰略：由他領導下的激進中央集權；政府加強對社會的滲透；構築無形規章與限制牆，對理念、文化與進出中國的資金施加更嚴厲的控制；以及大舉投射出中國的國力。它一方面再次主張政府對中國內政與經濟生活的控制，一方面在國際上扮演更具野心與擴張的角色。【作者称之为中国的第三次革命】 ◆Ch02 >>二〇一三年一月，廣東省宣傳部長庹震祭出審查大筆，刪了《南方周末》一篇新年社論。《南方周末》以身為中國最敢言、最前衛的三家報紙之一而著名。[1]而這篇〈中國夢，憲政夢〉的社論，對新任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的「中國夢」論述而言，不啻是不著痕跡的挖苦。它沒有呼籲建立強大的共產黨，而是主張推動政治改革、建立憲政體制。庹震不可能讓這樣的文章在他的把關下見報。庹震在進入新聞圈最初幾年雖然也曾因為敢言而獲獎，但為了換取政治仕途，他早已捨棄那對實事求是之眼。他憑藉堅守黨路線的盛名，先在《經濟日報》、之後在國營的《新華社》發跡，最後出任廣東省宣傳部長。[2]事實上，這篇社論在送到庹震桌前審查時已經做了明顯的編輯，《南方周末》編輯換上一個軟性許多的標題：〈夢想是我們對應然之事的承諾〉。[3]但庹震為呼應北京出現的新氛圍，不僅將標題改為〈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接近夢想〉，還刪了內文所有政治敏感性的話題。[4]庹震竄改社論的消息在網路上流傳，廣東省著名的中山大學學生寫了一份請願書說：「我們的退讓與沉默並沒有換來我們所希望的自由的光芒，反而是權力對權利的無節制的干預和滲透。」[5]這份請願書引起極大迴響，幾名全國知名人物也加入抗議。著名賽車手、文化部落客韓寒寫道：「他扯住你的衣服，掐著你的脖子，順便還寄語你跑得更快，唱得更好，為他們在世界上長臉。」時尚與媒體大亨洪晃發文告訴數百萬的微博粉絲，庹震此舉損害共產黨新領導階層的改革名聲。這些虛擬空間的抗議很快引發實體行動，幾百名群眾聚在《南方周末》的老闆、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大門外示威，要求言論自由，指責審查制度。[6]共產黨官員於是採取報復行動，開除《南方周末》幾名記者與編輯，還關閉他們的微博帳號。[7] 審查當局

瞿宛文，《台湾的不成功转型：民主化与经济发展》，台北：联经，2020年。 ◆ 用产业政策推动经济发展 >>产业政策主要是由政府集中力量促进关键的新兴产业 ◆ 1980年代发展模式所面临的转型压力 >>这是因为一个发展模式的成功，必然带来经济社会重大的改变，并会将经济体推进到下一个发展阶段去；而下一个阶段，就会需要新的不同的发展模式与之配合。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演变推进，不单是产业政策必须不断推动产业的发展与升级，整体的发展模式也必须改变。 ◆ 民主化与发展模式转型的困难 >>经济学者的新自由主义和政治的反威权运动成功的结合在一起。从此之后，新自由主义成为日后形成的台湾社会主导性论述的一部分，而新自由主义当然是主张政府最好不干预，反对原来的发展型国家模式，反对以产业政策促进整体发展。 >>相较之下，台湾新国族主义则在两方面都阙如，既缺乏与其相配合的具体经济目标，也难以引伸出具体发展的产业对象。这显示有效力的民族主义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打造的。这也是台湾民主化带给发展型国家转型上的主要困难。 >>战后初期发展型国家，成功之处在于产业政策以整体发展为考量，可以前瞻性的扶植新兴产业，而不是照顾既有的利益。 >>发展型国家在政治上支持经建部门以经济发展为优先的原则，从民主转型开始，在政治考量上受到来自几个方面的挑战。一是社会出现其他如环保与劳工等诉求，挑战以往发展为先的政策导向，然而就如何扩大经济政策目标而言，社会却难以凝聚共识；二是选举竞争下各方利益的联盟与竞逐，侵蚀了以整体发展利益为优先目标的共识；三是由民主化运动推动发展出来的新的主导性论述，否定了发展为先的理念，并以新自由主义为尊；四是因为中国大陆从1990年代开始，已快速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台湾经济对大陆的关联程度也日益增高，但是台湾社会对于两岸的政治与经济关系缺乏共识，如此就导致了经济上难以建立起前瞻性的发展蓝图。 ◆ 扩大经济政策目标的失败 >>台湾民主政治发展至今，政治党派的对立已经扩展到其他领域，使得诸多议题变得高度党派化，对这发展有其重大不良的影响。 ◆ 核四厂争议 >>反核声浪因福岛核灾而增高，反核运动采不妥协立场，但是社会整体对此重大议题的态度恐怕甚为分歧？这其中所牵涉的各种现实面向，即核能安全及经济发展，

Billioud, S & Thoraval J 2015 , The Sage and the people: the Confucian revival in China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It focuses on the Confucian revival in the 2000s in China. Its form is popular Confucianism. The book analyzes popular Confucianism in three points: 教化 , 安身立命 , 礼教 .   Part 1 教化 Confucian education There are two forms, sishu 私塾 and academy 书院 during the Chinese imperial period. Currently, the university conducts institutional reform to disseminate Confucianism, such as 国学院 . At the same time, the classics reading movement occurs in the domain of children's education. “The most striking feature of educative practices observed during fieldwork was what could be termed their anti-intellectualism.” (p. 76)   Part 2 安身立命 the religious dimension of Confucianism Some factory workers complain that life in modern industry lack in spiritual concern. (p. 108) One of the fieldwork records shows Confucian religious experience, see pp. 111-113. In those similar 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