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與新中國：中國第三次革命的機會與挑戰
易明，《習近平與新中國：中國第三次革命的機會與挑戰》，譚天 譯，臺北：天下文化，2019年。
◆Ch01
>>習近平革命的終極目標是他的中國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過，如前文所述，習近平的前任也有這個目標。習近平這次革命與過去不同的地方在於他採取的戰略：由他領導下的激進中央集權；政府加強對社會的滲透；構築無形規章與限制牆，對理念、文化與進出中國的資金施加更嚴厲的控制；以及大舉投射出中國的國力。它一方面再次主張政府對中國內政與經濟生活的控制，一方面在國際上扮演更具野心與擴張的角色。【作者称之为中国的第三次革命】
◆Ch02
>>二〇一三年一月，廣東省宣傳部長庹震祭出審查大筆，刪了《南方周末》一篇新年社論。《南方周末》以身為中國最敢言、最前衛的三家報紙之一而著名。[1]而這篇〈中國夢，憲政夢〉的社論，對新任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的「中國夢」論述而言，不啻是不著痕跡的挖苦。它沒有呼籲建立強大的共產黨，而是主張推動政治改革、建立憲政體制。庹震不可能讓這樣的文章在他的把關下見報。庹震在進入新聞圈最初幾年雖然也曾因為敢言而獲獎，但為了換取政治仕途，他早已捨棄那對實事求是之眼。他憑藉堅守黨路線的盛名，先在《經濟日報》、之後在國營的《新華社》發跡，最後出任廣東省宣傳部長。[2]事實上，這篇社論在送到庹震桌前審查時已經做了明顯的編輯，《南方周末》編輯換上一個軟性許多的標題：〈夢想是我們對應然之事的承諾〉。[3]但庹震為呼應北京出現的新氛圍，不僅將標題改為〈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接近夢想〉，還刪了內文所有政治敏感性的話題。[4]庹震竄改社論的消息在網路上流傳，廣東省著名的中山大學學生寫了一份請願書說：「我們的退讓與沉默並沒有換來我們所希望的自由的光芒，反而是權力對權利的無節制的干預和滲透。」[5]這份請願書引起極大迴響，幾名全國知名人物也加入抗議。著名賽車手、文化部落客韓寒寫道：「他扯住你的衣服，掐著你的脖子，順便還寄語你跑得更快，唱得更好，為他們在世界上長臉。」時尚與媒體大亨洪晃發文告訴數百萬的微博粉絲，庹震此舉損害共產黨新領導階層的改革名聲。這些虛擬空間的抗議很快引發實體行動，幾百名群眾聚在《南方周末》的老闆、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大門外示威，要求言論自由，指責審查制度。[6]共產黨官員於是採取報復行動，開除《南方周末》幾名記者與編輯，還關閉他們的微博帳號。[7]
審查當局在北京也面對類似的問題。設在北京的《炎黃春秋》也在新年的一篇文章，提到言論自由與司法獨立是中國憲法明文保障的權利，並指責黨沒有遵守這些原則。[8]這家月刊原本享有一定程度的政治保護，自創刊以來二十多年間，許多前資深黨官與知識份子都曾利用它發出政治改革之聲。此外，《炎黃春秋》副社長胡德華是中國著名政治改革家胡耀邦的兒子。胡耀邦於一九八二年出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在一九八七年被迫辭職。[9]但它的政治血統儘管傲人，不到幾天，月刊編輯部接獲通知，說主管機關工業和信息化部已經註銷它的網站執照。[10]
審查當局對《南方周末》與《炎黃春秋》的鎮壓是政治風向轉變的初步跡象。
>>但與前兩任的胡錦濤與江澤民不同，習近平幾乎透過所有政策來累積極大的權威。根據集體決策傳統，中央總書記與國家主席都在政治局常委集體領導團隊中，在對重大決策問題進行投票時，與其他常委一樣都只有一票。但習近平像過去的毛澤東一樣，推開數十年的慣例，運用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掌控一切大權。[11]就體制而言，他在最高領導階層內建幾個新領導小組與委員會，包括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12]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13]以及國家安全工作領導小組[14]等等，而且自任小組長。透過這些小組，他可以管理、協調所有重要政策的大方向。
>>對共青團的攻擊是習近平為了累積政治籌碼而採取的另一項重大行動。共青團號稱擁有八千七百萬十四到二十八歲的團員，多年來一直是非「太子黨」（中共高階革命領導人的後裔，習近平就是太子黨）菁英的訓練養成組織，習近平的許多政治對手都出自共青團。以李克強與汪洋為例，就都是團派出身的最高領導人。（一般認為，李克強與汪洋的政治理念比習近平與習派人馬開明，兩人與習近平也沒有深厚淵源。）二〇一六年，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紀委）對共青團進行兩個月的調查，在調查結論中指控共青團的「貴族化傾向」。[36]黨中央隨即採取行動，將共青團的預算砍了一大半，[37]並且關閉共青團直屬的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大學部。
>>二〇一三年四月，中國共產黨發表〈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由於這是那一年發表的第九份類似通報，之後被簡稱為「九號文件」。根據這份文件的說法，共產黨正與已在中國社會某些領域成形的西方自由價值觀進行一場激烈鬥爭。這些價值觀包括憲政民主、普世價值、公民社會、新自由主義與市場經濟、新聞自由、重新評估中國歷史、以及應該根據西方標準評價中國的改革開放。文件作者還強調西方反中勢力與中國內部不滿份子「還不斷在我國意識形態領域搞滲透活動並挑戰我主流意識形態」。[121]經過一段時間，九號文件成了提醒黨員必須不講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益、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以及司法獨立等所謂「七大危險」或「七個不講」的通報。
>>二〇一五年一月，黨將習近平各次演說摘要整理成「三十號文件」發表，再次要求加強黨對大學的影響力，要求提升意識形態教育。教育部很快跟進，要求限制使用鼓吹西方政治價值的西方教科書。教授必須將在國外出版、或不是用中文創作的書籍送審，審查意識形態內容。[131]不過，至少已經有一位著名的中國政治學教授說，只要不告訴大學當局說他準備使用西方教材，就不會有麻煩。如果他向大學提出使用西方教材的要求，一定會被拒絕。[132]無論怎麼說，政府繼續想方法揪出不相信中國意識形態的學者。教育部在二〇一六年宣布，大學教職人員的聘用不僅需要通過筆試，還得通過「政治正確性」面試；大學當局有權對申請人在家鄉的政治立場進行調查。
>>習近平這種防堵外國理念與影響力滲透中國社會，以及不斷為黨員灌輸道德規範的做法，雙雙反映中共領導階層的一個弱點：提不出一種誘人、令人信服的意識形態。
>>習近平並以儒家講究德治與滿足人民需求的信念為根據，認定儒家思想為中國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二〇一四年九月，習近平在國際孔子協會發表演說，強調中國共產黨是傳統中國文化的接班人，[151]並重申中國政治體制必須以滿足中國人民需求為具體目標，而他的中國夢就是要完成這些目標：發展繁榮社會，[152]打造一支能打仗、打勝仗的軍隊，[153]奪回中國世界強國的地位。
>>二〇一六年夏天，創刊三十年的《南方周末》已經今非昔比。員工集體出走、保守派作者把持版面，讓它元氣大傷。[189]《炎黃春秋》的情況更糟。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九日，在編輯委員會幾乎所有成員都遭到審查機構文化部中國藝術研究院的革職或降級之後，《炎黃春秋》的編輯宣布停刊。執行編輯說，《炎黃春秋》的關閉反映改革派聲音在黨內遭到全面整肅。[190]（這家月刊之後復刊，但由共產黨控制。）
◆Ch03
>>習近平打的算盤是，不讓網路成為改變政治的加速器：不讓網路加速政治資訊傳播，以免造成大規模政治示威事件。但在這樣做的過程中，中國不得不在經濟發展、創意表達、政府信譽與公民社會發展上付出成本。
>>不過在這段期間最重要的發展，或許首推教育部教育涉外監管信息網二〇〇四年發布的互聯網審查指南，要求大學徵召政治上值得信賴的網路評論員，由這些評論員發文，將網路討論引導到政治上可以接受的方向。地方黨官不久跟進，開始召集評論員，訓練可以幫忙塑造網路對話、舉報不法評論的評論員。這些評論員就是後來俗稱的「五毛黨」，會這樣稱呼他們是因為他們每發一篇文章可以賺五毛人民幣。[48]隨著時間不斷過去，這些替政府監管網路內容的評論員成為中國網民挖苦訕笑的對象。
>>中國公民最欠缺的是強而有力的公民社會組織，這在開放政治體制才會出現，而網路能為中國公民帶來一種新的社群意識。
>>在習近平主政最初幾年，負責領導信息化領導小組辦公室、擔任網信辦主任的魯煒，實戰經驗相當豐富。他在不久前才擔任國務院信息辦公室主任，再之前做過記者與新華社官員。[112]魯煒是網絡主權的死忠信徒，認定共產黨必須嚴控網路內容。二〇一〇年七月，時任新華社副社長的魯煒在共產黨最重要政治刊物《求是》上撰文，強調中國應該加強話語權和資訊安全的控制：「沒有資訊安全，就沒有交易安全，就沒有金融安全和經濟安全，也就沒有完全意義上的國家安全。」[113]在中國境內網路監控與中國際網路外交工作兩方面，魯煒都展現相當政治才幹，直到二〇一六年七月去職，[114]翌年十一月因貪腐罪名被捕為止。
>>但一年後，任大砲踩到紅線。他發文批判習近平「媒體必須體現黨的意志、反映黨的主張」的規定，寫道：「政府啥時候改黨政府了？」之後他再發文寫道：「當所有的媒體有了姓（都姓黨），並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時，人民就被拋棄到被遺忘的角落了！」[148]由於他這番話，網信辦下令刪了他的微博帳號；北京文宣系統公開攻擊他，說他「失去黨魂」與「反黨」；於是共產黨將他停權一年。[149]黨對任志強的攻擊也遭來反撲。商界領導人、學者與媒體官員發聲立挺任志強。[150]但無論如何，黨媒懲處任志強的主張站住了腳，他的微博遭到消音。
>>我在二〇一七年夏天訪問北京時，曾對十五名北京人做非正式民調，結果頗令人震驚：其中兩個人對這項社會信用體系一無所悉，其他人則大致表示贊同。一名居民對我說：「中國人民彼此欠缺信任，社會信用體系有助於解決這個問題。」特別是許多年輕中國人似乎對這個體系迷戀不已，想要用信用評分作為約會對象篩選機制。中國人之所以容易接受，或許是因為這個體系的熟悉度。所有中國公民從進學校念書開始就有一份檔案記錄教育背景、學業成績、工作表現、醫療狀況與一切可能的政治風險等等。從許多方面來說，中國領導階層不過是將這個已經完善的系統進一步擴大成網路版本罷了。
>>不滿防火長城的網民用雙關語挖苦中國的審查系統，利用「強」與「牆」的諧音，不稱中國為「強國」而改稱「牆國」，還有人將「強國夢」改為「牆國夢」。
◆Ch04
>>北京不但沒有加強國有企業內部的市場導向決策機制，還提升黨在國有企業發號施令的角色。
>>香港中文大學的劉欣也贊同何清漣的說法，認為「指導意見」留下的詮釋空間過多，讓人覺得北京當局並沒有真正力謀改革：「當國有企業表現不佳時，中國政府就會放棄部分所有權，一旦國有企業表現好轉，就取回所有權。無論如何，最後的實質掌控權仍握在政府手中。」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的劉聖軍說得更加露骨。他認為，政府需要認清國有企業在本質上就與改革開放勢同水火：「國企改革要取得進展，首先要『去意識形態化』，思考一下本源的問題：國企存在的必要性究竟是什麼？」
>>就更廣的層面來說，新領導團隊上台最初幾年的國有企業改革（以及它在股市的行動）說明一件事：政府不敢讓共產黨與政府在國有企業的角色，以及國有企業在整體經濟的角色受損。
◆Ch05
>>早年離開中國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深造，現在在諾丁漢大學當代中國研究學院任教的曹聰，也認為中國的獎勵創新體制有結構性問題。他說，中國體制強調的是獎項與學術榮譽，而不是基本科技研發與同儕評估，於是造成無所不在的科學詐欺、抄襲與數據偽造。
>>無論對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還是對創新的努力，最主要的問題仍然來自中國領導階層：他們不肯放手讓市場發揮紀律，讓市場去蕪存菁，淘汰表現差的業者、留下業績好的公司。為了取得市占率，實現其他開發與戰略性目標，政府願意容忍高度浪費與無效率。
◆Ch06
>>中國官員有時會以一九五〇與一九六〇年代洛杉磯糟糕的空氣汙染為例，藉口說中國的空氣汙染只不過是經濟發展的一種症狀罷了。當年的洛杉磯確實也像今天的中國城市出現許多問題：父母把孩子關在家裡，不讓他們上學。由於空氣汙染過於嚴重，運動比賽也被迫取消。而在洛杉磯改善空氣品質的過程中，公民社會扮演主導角色。著名婦女運動組織「撲滅霧霾」（Stamp Out Smog）就是一個例子。它高調舉辦各式活動，影響輿論，推動政治改革。
>>柴靜的《穹頂之下》就像潘石屹提到空氣汙染的貼文一樣，將習近平政府鼓勵民眾參與環保的矛盾暴露無遺：政府歡迎民眾參與，但必須支持政府政策，不能挑戰現行政策，不能顯現挑戰政府法統的意圖。在政府眼中，擁有龐大網路跟隨者、喜歡針對廣大價值觀提出批判、而不只是小吵小鬧的人，尤其具有威脅性。
>>但另一方面，北京將膽敢挑戰政府政策的權威人物或社運人士消音，把環保扯進國家安全議題，在非政府組織內部建立黨部來監視它們的活動，阻撓它們與外國非政府組織合作，從而大幅壓縮公民社會的角色。北京這麼做的結果是：中國的非政府組織不夠獨立，不能像二〇〇〇年代末期那樣向政府問責，迫使政府展開空氣汙染防治行動。
政府繼續仰賴的動員也可能妨礙永續性改革的進展。一時性的社會運動能夠鼓勵人們投入成效立見的工作，但不能帶來推動永續性改革必不可缺的政治與經濟誘因。不能為企業帶來誘因，採用汙染控制科技，地方官員與商界領導人自然繼續想方法迴避法律規章，因為他們必須應付經濟成長與穩住就業的雙重壓力。
◆Ch07
>>與世界銀行或亞洲開發銀行這些傳統開發銀行不同的是，中國國家開發銀行與中國進出口銀行不堅持貸款或援助資金發放過程透明化。
但誠如一些中國學者在談到一帶一路計畫時所說，這類中國投資已經在幾個國家遭到特別審查。中國分析家和靜鈞曾經寫道，中國與「流氓國家」的關係，以及中國不理會國際勞工與環保標準的做法，已經在許多開發中國家造成反撲。[107]祕魯、尚比亞、越南與許多國家的公民已經發動抗議中國投資計畫的示威，說中國公司不負社會責任。還有些國家，例如阿根廷與蒙古，已經通過法律限制某些投資。
>>中國最成功的民營企業，除了負責人與政府關係密切以外，中國政府還可以透過大量持股來影響公司營運，有時甚至強迫它們合併。國有企業山東鋼鐵就曾不顧民營企業山東日照鋼鐵所有人的強烈抗議，併購日照六七％的股份。
>>像美國軍校一樣，中國的國防大學也從二〇一二年起為外國軍官提供培訓課程。特別是拉丁美洲國家，對中國的軍事院校尤其情有獨鍾：幾乎所有在外交上承認中國的拉美國家都派遣軍官到國防大學受訓，有的還派軍官進入解放軍陸軍與海軍指揮學院受訓。
>>習近平在這方面的許多作為大體承襲前任的做法，包括為開發中國家提供補助、透過政府資助的孔子學院在世界各地推廣中國語言與文化、在關鍵性外國市場進駐中國媒體，以及資助研究中國問題的智庫等等。不過所有作為往往受制於一切以黨國為優先的原則，讓中國的軟實力遲遲無法改善。
>>鄭永年認為，中國如果想營造真正的軟實力，唯一的辦法就是將知識與政治管制分開，讓知識體系自由化。他毫不隱諱地闡述中國當前情勢：「中國的現況是：國家愈強，統治者控制的金錢愈多，思想愈貧乏，文化也因此更衰敗。」
◆Ch08
>>美國也應該與亞太地區的盟友合作，以言語與行動強調對法治、透明與官員問責等良好治理的承諾。美國模式、美國的夥伴關係，以及美國透過非政府組織的支持，一直是中國公民社會的政治運作空間能否打開的關鍵。
>>同樣，在教育與媒體等文化競技場上，美國也應該採取針對性的對等報復政策。舉例來說，中國政府既能在美國建立孔子學院，就應該接受美國政府贊助的組織，例如讓美國大使館成立的美國中心（American Center），為中國民眾提供西方書籍、演講，以及其他文化經驗。如果不能做到這點，美國應該關起大門，不讓中國設立更多孔子學院。為反制中國拒發簽證給美國記者與學者，美國也應該採取對等行動，不准中國政府贊助的記者與資深官媒與宣傳官員訪美。
對等報復行動很可能造成兩敗俱傷。但如果中國對美國的大門愈關愈緊，美國繼續在經濟或政治上敞開大門、讓中國影響力長驅直入，對美國一點好處也沒有。美國應該保有對等報復行動的選項，儘管這是最後手段。
>>全球領導需要有一種為了大利而不計一己之利的意願。
>>甚至面對出現在自家後院北韓核武擴散或緬甸難民危機，中國都還拿不出一套可行的解決辦法。中國的全球領導主要局限在一些可以輕易提升本國利益的議題上，例如透過一帶一路發展經濟、透過安全合作防範恐怖攻擊，或是透過上海合作組織以阻止民主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