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不成功转型：民主化与经济发展
瞿宛文，《台湾的不成功转型：民主化与经济发展》，台北：联经，2020年。
◆ 用产业政策推动经济发展
>>产业政策主要是由政府集中力量促进关键的新兴产业
◆ 1980年代发展模式所面临的转型压力
>>这是因为一个发展模式的成功，必然带来经济社会重大的改变，并会将经济体推进到下一个发展阶段去；而下一个阶段，就会需要新的不同的发展模式与之配合。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演变推进，不单是产业政策必须不断推动产业的发展与升级，整体的发展模式也必须改变。
◆ 民主化与发展模式转型的困难
>>经济学者的新自由主义和政治的反威权运动成功的结合在一起。从此之后，新自由主义成为日后形成的台湾社会主导性论述的一部分，而新自由主义当然是主张政府最好不干预，反对原来的发展型国家模式，反对以产业政策促进整体发展。
>>相较之下，台湾新国族主义则在两方面都阙如，既缺乏与其相配合的具体经济目标，也难以引伸出具体发展的产业对象。这显示有效力的民族主义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打造的。这也是台湾民主化带给发展型国家转型上的主要困难。
>>战后初期发展型国家，成功之处在于产业政策以整体发展为考量，可以前瞻性的扶植新兴产业，而不是照顾既有的利益。
>>发展型国家在政治上支持经建部门以经济发展为优先的原则，从民主转型开始，在政治考量上受到来自几个方面的挑战。一是社会出现其他如环保与劳工等诉求，挑战以往发展为先的政策导向，然而就如何扩大经济政策目标而言，社会却难以凝聚共识；二是选举竞争下各方利益的联盟与竞逐，侵蚀了以整体发展利益为优先目标的共识；三是由民主化运动推动发展出来的新的主导性论述，否定了发展为先的理念，并以新自由主义为尊；四是因为中国大陆从1990年代开始，已快速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台湾经济对大陆的关联程度也日益增高，但是台湾社会对于两岸的政治与经济关系缺乏共识，如此就导致了经济上难以建立起前瞻性的发展蓝图。
◆ 扩大经济政策目标的失败
>>台湾民主政治发展至今，政治党派的对立已经扩展到其他领域，使得诸多议题变得高度党派化，对这发展有其重大不良的影响。
◆ 核四厂争议
>>反核声浪因福岛核灾而增高，反核运动采不妥协立场，但是社会整体对此重大议题的态度恐怕甚为分歧？这其中所牵涉的各种现实面向，即核能安全及经济发展，节能减排、能源价格与供给稳定性，并涉及既有的发电状况及可能选项，这些都需要正面面对，并提出现实、合理且具体可行的方案，最后决定最好是基于折衷的考量。
>>在数回合过招之后，不单党派的对立加深，政策议题也进而加上党派对立的色彩，并无助于未来社会政策议题的讨论。此议题从1990年代起，已经过数次政党轮替，然而正反双方的互动模式并未改善，议题的党派化与意识形态化，更日益显著。
◆ 追求整体经济发展共识的缺席
>>发展型国家的经济政策模式可分为几个部分，首先是政治高层以坚定的政治意志支持发展优先；其次，社会共识支持以整体经济发展为优先的理念与目标；同时，经济官僚体系具有专业自主性，不受个别利益左右，并以GDP及投资成长率为绩效指标。而在实际上，台湾在战后初期确实是以此模式成功地推动了整体经济发展。
◆ 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盛行
>>实际上，在1990年代初期，新自由主义思潮当道，冷战结束后西方呈现一片荣景，提倡产业与社会政策都会显得不合时宜，克鲁曼当时忽视全球化不利影响的看法其实与新自由主义相当一致。无疑地，美国这些广大被忽视的全球化受害者——失业的制造业劳工，应是川普当选总统的背景因素。
◆ 战后初期台韩发展模式的比较
>>在台湾战后初期，如前述，国府因各种因素而普遍采取平均主义。它将最重要的日产工业在接收后维持国有化，而未将其大规模私有化，这一方面是为了维续统治的基础，也是延续大陆民国时期国营的传统；另一方面也与其扶植私有企业的方针相符，即国府在台湾自始即扶植私有企业，但扶植的同时也要确保没有企业会大到造成统治上的威胁。因此国府在分配利益时，多试图平均分配给各方势力，使得私营大企业各自不会独大，这样的布局也给中小企业留下了较多的空间。同时，国营企业并未持续扩张，未挤压私部门的空间。因此，战后台湾的产业组织形成如下结构，即国营企业——私营大企业——中小企业，各有空间。中小企业的成长必须放在这背景来理解。
>>当经济发展起来之后，社会比较有条件挑战威权统治，要求分享权力，会有民主运动产生是各国普遍的现象，差别在于主导力量为何的问题。在几乎所有市场经济国家中，大企业都会比较保守并会和政府关系较为密切，大企业也必然是政治力量拉拢的对象，政商势力进而形成联盟是普遍现象。相对于大企业，为数众多而规模较小的中小企业必然和政府距离比较远。
◆ 台湾实质薪资为何低落
>>台湾薪资水平为何停滞不前？当然原因众多而复杂，包括一些耳熟能详的理由，如全球化及中国大陆经济兴起、经济成熟升级困难、人口老化等。不过，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经济发展“缺乏动能”，如前述，台湾资金极为充裕，但企业却吝于投资，以至于烂头寸充斥。只有当企业认为前景看好，预期业务会增长或有新的商机时，才会愿意投资扩张产能，如此才会提高薪资以便积极延揽人才。换言之，企业若不预期未来会有增长，就不会提高员工薪资。因此，台湾薪资停滞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经济前景。
◆ 同样民主化，为何经济发展成绩不同
>>南韩战后发展起步虽晚于台湾，不过一路快速追赶，整体而言，从1990年代开始的这二三十年升级转型过程中，南韩是清楚地表现优于台湾。同样的民主化，为什么经济发展成绩有如许差异？
长话短说，差别应主要在于南韩不同于台湾，没有政治上国家认同的分裂，并且有社会左翼带来制衡及促进改革的力量。南韩的民主化过程虽是惊涛骇浪，政权也不断更替，然而无论政争如何激烈，国家认同却没有争议，国家要富强、产业要升级持续是社会共识，既有的产业政策机制持续维持运作，有能力的经建官僚体制并未持续遭到质疑与打击。因此二三十年来，积极推动重要新兴产业的政策得以陆续出炉，包括文创产业，并已有相当成效。
>>同时，台湾民主化运动藉由省籍路线来反对威权政府，近来更转化为台独反中，凝聚的共识聚焦于省籍与台独，独立建国遂成为凌驾于其他个别诉求的价值与目标。影响所及，从1990年代开始，就甚少有社会团体是以监督政党执政为职志的，而这问题在民进党执政的时期尤甚。此外，因个别运动团体倡议各自的诉求议题，反发展的倾向也较为普遍，较不容易依据“公共利益”互相进行协调折冲。
>>换个角度来看，台湾战后初期留下的冷战遗产——社会左眼的消失，也导致了日后民主化运动中几乎不存在左右议题的争议，党派之争也并不是以左右价值对抗为主轴。因此，在台湾民主转型中，一方面民主化论述导致国家认同的分裂，解消了以往由发展型国家推动发展的机制，另一方面在台独议题优先于其他考量的政治局面下，对于资本垄断力量上升、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等议题，社会却缺乏足够左翼力量来与之制衡并促进改革。
>>简言之，南韩因为没有国家认同分裂的问题，故能持续推动整体经济发展，同时也让社会左翼能发挥制衡力量而能促进改革。而台湾的民主转型的道路则导致国家认同的分裂因而缺乏推动整体经济发展的动力，同时社会缺乏制衡的力量故难以推动改革。这些因素应是民主转型之后，台湾整体表现不如南韩的主因。
◆ 结语
>>台湾过去发展型国家模式必须转型，但从1990年代以来至今转型并不成功，台湾现在的经济可说是在高度透支以往奠立的基础。因此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种“超越”而非“否定”以往传统经济发展的发展观，并且需要寻回失去的左眼，如此社会才能平衡的发展，并将社会各种诉求包含在一个有现实意义而又具有前瞻性的经济愿景之中。更重要的是，两岸关系已经成为最迫切、最关键的挑战，若无法直接面对这现实，并寻求两岸和解与因应之道，是无法提出具可实践性的发展计划与愿景的。
【在台湾民主转型前，威权体制以经济发展为第一要务（台积电就是这时期的结晶）。民主化后，其他政治议题取代经济发展议题（在经济领域采取自由主义，即政府少管市场），并且目前还遭遇国家认同等政治问题（社会分裂，缺乏社会共识），影响台湾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