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下册）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下册）》，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
【本次阅读该书，专注文革之后的中国历史】
◆第三十五章 四个现代化
>>现代化的另一个异常现象是，在一个所谓的无阶级社会中涌现出了一些新的阶级。现代化使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工厂经理、作家、艺术家和其它知识分子获得了新的威望，他们将带领中国『腾飞』。社会上存在这样一种新的观念：『万般皆下品，唯有科技高』。科学工作者、知识分子和高干现在形成了一个特权的高级阶层；城市企业工人和基层干部构成了第二阶层，而农民和生活在农村的人则构成最低等级。
◆第三十六章 毛泽东时代的结束
>>阿克顿（Acton）的名言『权力导致腐化，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化』，即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显得完全正确！
◆第三十八章 转变中的中国1986-1988年：开放政策对文化的影响
>>第二，邓小平安排赵紫阳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但却丝毫没有保证赵紫阳能继承他担任统帅和最高领导人。在过去，所有被指定的接班人都在掌权之前就下台了：刘少奇在1966年，林彪在1972年，华国锋在1978年。任何共产党国家都天生存在着领导人继承的不稳定。常识促使人发问，即使赵紫阳在邓小平的有生之年得到邓的保护，那么邓小平逝世以后又将会怎么样呢？就这一点而言，如果要取得稳定的话，就必须使法治取代人治。
◆第四十章 天安门广场的武力镇压1989年6月3-4日
>>另一方面，保守派曾在两年前打赢了第一回合的对抗，说服邓小平以错误对待学生示威的罪名将胡耀邦解职。现在，他们又策划影射赵紫阳是示威活动的秘密保护人，试图将他从总书记的职位上拉下来。这样，示威学生就不知不觉地成了党内激烈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强硬派把学生示威看作是镇压民主运动和阻挠经济改革的良机。如果能巧妙地加剧学生与赵紫阳之间的冲突，将使强硬派起到一箭双雕的效果。经济专家陈云和副总理姚依林暗中制定了一个计划，据此，总理李鹏将对学生的要求采取断然的不妥协立场，从而刺激学生变得更加好斗。与此同时，赵紫阳将被指责是示威群众的暗中支持者——党内的叛徒。
>>他们推论说，学生要求改变的愿望是无法满足的，而且会得寸进尺。到什么程度才会满足？他们担心，学生们不推翻共产党和四项基本原则（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不会罢休的。也许是想让所有在场的人感到恐惧，年届85岁的老经济专家陈云作了一篇激动的发言：『我们经过了几十年的奋力拼搏夺取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过程中，我们的千百万革命英雄丢掉了生命。我们难道仅仅为了满足学生就放弃这一切吗？』与会者经表决，一致同意反对退却，立即解除赵紫阳党的总书记职务。
显然，这些元老们希望不惜一切代价保住他们的政治权力和经济特权；只有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维持他们的特殊地位。杀一些示威者无关紧要，因为他们都是一些『反党反革命分子』，被消灭是罪有应得。
>>中共元老的心理在决策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他们是长征一代仅存的硕果，长年经历了破坏、阶级斗争、内战、外战、这种或那种没完没了的群众运动。他们已对安定、安全，以及最重要的生存变得高度敏感。在长期的权力纠缠之中，他们接受这样的单向思维：权力就是生命，没有权力活着也没有意义。他们相信，在任何斗争中，绝不容许有仁慈和人道。如果要生存就必须坚定、残酷，甚至狠下心肠。还有就是，先下手为强。
>>当政府拒绝倾听他们的心声时，受挫的学生叫喊要李鹏、邓小平和杨尚昆下台。但学生们既没有方法也没有力量赶他们下台或推翻政府。学生们缺乏目标纲领、行动计划，也缺少一个经验丰富、魅力超群、能够代表他们的意愿并将各个零散团体团结起来的领袖。虽然广场上的学生和广场外的声援者宣称，政府如此腐败、如此不负责任，已经丧失了进行统治的道德权威，但这样一种看法，缺乏真正威胁的力量。决定采取武力镇压示威的政策，使领导者错失了宝贵的机会，明智而负责地回应民众的愿望，并将人民巨大的能量引向它所希望达到的建设性目标。
>>6月3日晚，危机逼近的不祥之征变得很明显了。一名政府的电视播音员郑重地警告北京市民远离天安门广场，因为人民解放军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恢复秩序。北京大学的学生再一次把这个警告当作是虚张声势。为了表示他们的关切心情，他们径直前往广场。
天安门广场本身充满了末日来临的紧迫感。6月3日星期天下午四点，一个匿名电话打到学生领袖的指挥部，警告说军队就要发动进攻。高自联请求所有人离开以避免流血，但四、五万名学生和十万名其它市民誓死决不离开，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愿意为民主和自由的事业而死。他们仍然相信，部队不会对手无寸铁的人民开枪。
>>没有人能质疑政府保卫自己的权利，也没有人期望政府在受到垮台威胁时交出政权。然而，这里的问题并不是生存或者灭亡，而是与学生领袖见面，讨论反腐败措施和政治自由化。根本的问题是，政府有没有正确、诚恳地判断挑战，并设计适当的应对措施。回答是『没有』。在大多数文明国家，对大规模公众示威进行控制的手段，都是采用非致命器械——水龙头、催泪弹，虽然防暴警察也装备警棍和盾牌，但绝没有坦克和枪炮。归根结底，1989年5-6月间对中国领导人的威胁，很大程度上是捏造出来的，但最终却给政府一个借口，将和平的示威者当作『反党反革命分子』杀害。如果那些八十几岁的老人再多一点耐心，不那么冲动的话，示威将在两三个星期里自己消逝，因为学生已经宣布将在6月20日撤离。一切的流血就可以轻易地避免。
>>著名作家鲁迅在1926年写过以下这段话：『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最可悲的是，中国人民的精神受到了致命的伤害，他们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法忘记镇压的痛苦经历、也不会宽恕任何人。
◆第四十一章 中国的发展模式：独裁政治下的准资本主义
>>天安门镇压不仅令中国备受全世界的谴责、在经济和军事上遭到严厉的国际制裁，而且在外交上也受到排斥。邓小平断言，今后三至五年，对中国共产主义生死存亡至关重要，中国要力求社会稳定，并且不必介入国际事务。在这一关键的历史时刻，邓认为『一动不如一静』，政治经济政策的争论、重要的人事变动和政治方针的改变，对中国都是百害而无一利。他对西方国家的态度是：『你搞你的资本主义；我搞我的社会主义。井水不犯河水。』与天安门镇压差不多同一时间，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总统夫妇在动乱中暴死。
>>东欧和苏联的结局会在中国重演吗？本来，北京对中国的独特性相当自信，坚信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忠贞，并且有雄厚的群众基础。但到了1991年底，苏联共产党，这个完全不借助外力而成长壮大的最老的政党解散了。遭到西方和苏联两方面变革之风的冲击，北京一方面痛恨戈尔巴乔夫『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因为它搞混了『真正社会主义』的界限，扰乱了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则确信导致苏联解体的西方势力，将会借助同样的『和平演变』，阴谋颠覆中国。为防止这一局面发生，中国决定加紧意识形态控制和军备，以抵制西方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同时用亲切平和的面孔示人。北京这种双重姿态，就是所谓的『内紧外松』（对内加紧控制，对外表现宽松）。
>>中国领导人作出一些坚强的决定。第一，永远不主动放弃对权力的垄断，就像苏联领导人愚蠢地干下的那样。对此，他们坚信可以成功，因为民主势力几乎已镇压殆尽；西藏人总的来说相当顺从，反抗只是个别的；中国各民族并不寻求独立。总之，与苏联不同，中国有着长期的统一传统。第二，经济必须持续发展，而人民生活必须改善。第三，官方媒体要经常不断地突出苏联人生活的艰难，例如生动描绘他们如何粮食短缺，以及急速增加的通货膨胀、黑市、政治斗争、经济混乱、对前共产党领导人的鄙视和仇恨等等；而且还要告诉人民，如果在苏联发生的事情在中国重演，就会引起大乱。只要人们与政府保持一致，当局就能保障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
>>显然，对追求民主、经济自由、贸易开放、保障人权这样的全球大趋势，他们视而不见；对香港、新加坡、台湾、韩国这『亚洲四小龙』通过和平演变而实现的经济繁荣，他们不愿意承认；当然更不愿意接受美国和英国的社会福利远远高于苏联、古巴、东欧和中国这一令人不安的事实——在这些国家，政府只维持基本生计（『铁饭碗』），但这一保障助长了懒惰和懈怠之风，以致民众生活水平相当低。
>>保守的中国领导人对此并不关心，并且陶醉于『延安心态』中，坚持认定『国外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
>>苏联的解体对邓小平而言像是服下一帖清凉剂。作为一名实用主义者而非空想家，他要借助资本主义的某些东西来拯救共产主义。他公开说，没有他的改革开放，中国将难逃东欧和苏联的命运。这实际明白表示——虽然没有公开承认——和平演变救了中国。邓作好了发动一场新反击的准备，再次将中国拉回改革开放的轨道上。在87岁高龄之际，他将这一步骤看成是确立自己历史地位的最后机会。
>>在独裁政治体制中建立市场经济，尽管听起来很矛盾，但邓小平认为在权威主义政治秩序下推行准资本主义经济却顺理成章。在十九世纪后期，明治时代的日本和俾斯麦时代（Bismarckian）的德国就非常成功地做到了这点。而更近的时候，新加坡、台湾和韩国都是在权威主义的统治下创造了经济奇迹。李光耀总理的新加坡模式对邓小平的触动尤其大。这个国家城市清洁、秩序井然、富裕，政府对社会实行严格的管治。
>>邓指出：『我们应该学习他们的经验，应该比他们做得更好。』他还认为通过加速发展南方和沿海地区的经济，中国就可以成为亚洲的超级巨龙。而在一个高效集权政府领导下，实现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政府可以为经济起飞提供必不可少的稳定环境，这比处在一个软弱的民主政府的管治下强多了。那样的政府会因意见分歧而四分五裂，因局势动荡而羸弱无能。
苏联解体后，邓小平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笃信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在独裁政治体制下发展准资本主义的中国模式，赢得了不少俄国因循守旧者和前共产党人的赞许，而这些人正为自己国家的物资短缺和混乱所困扰。曾长期担任安德罗波夫（Andropov）和勃列日涅夫（Brczhnev）助手的沃尔斯基（Arkady Volsky）说：『中国人自己养活自己，十二亿人过着的，是我们在梦里才见得到的生活。』
>>邓小平着手培植新一代的领导人，贯彻经济改革和独裁政治的配套方案。新的中央委员会由189名正式委员、130名候补委员组成，其中47％是第一次当选。他们中多数人是技术官僚，并拥有大学学历（占84％），平均年龄为56岁。这些技术官员清楚知道，靠革命实施民众动员已经是过去的事；若想继续掌权，并保持党的合法性，只能依靠经济成就。
>>从历史的角度看，邓的战略也许能避免共产主义在中国破产于一时，但共产主义经济理论的许多基本观点已经被彻底否定了。经济体制和社会制度的本质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共产主义剩下的，将只是一个靠军队和秘密警察支撑着的空壳。
>>苏联共产主义垮台和中国的经济繁荣让许多中国人相信，靠革命起家的时代已经过去，有钱才有权、才有地位、才能过上好日子。这一新的生活态度已弥漫于整个社会，从党的最高层领导到街头的普通男女。党的各级领导的儿子孙子，已无意于政治接班而转向经商。他们把这类一头栽进商业活动之行为，俗称『下海』。
与此同时，党本身正静悄悄地实现着微妙的转变，从一个清心寡欲的革命组织转为精英政治工具——不再致力世界革命、不再为第三世界兄弟作奉献、不再埋头于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乌托邦，而是考虑如何永保独裁统治，让自己党员的骨干及其家族富起来。
>>列宁主义的独裁建立在秘密警察、军队和『党领导一切』的高压手段之上。思想控制和劳动改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人权在这里完全没有位置。即便在今天较为开放的中国，政府依旧把政治异见和民主启蒙看成是反革命威胁。政治多元化和权力共享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词汇。知识分子的不安分被看成是政治动乱和社会动荡的前奏——它会搅乱经济增长，使现存秩序难以为继。
>>邓小平能够在历史上占一席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1979年勇敢彻底地改变了毛泽东的路线。他宣告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并将国带进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经济挂帅』取代了毛的『政治挂帅』。他推出两个新口号——『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扯去了罩在毛泽东身上半人半神的神秘面纱，告诉人们毛泽东思想需要经过事实、实践和真实世界的仔细检验。将毛泽东从神坛上请下来以后，邓小平单枪匹马地推行起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大胆政策。这是他消除共产主义缺陷和局限的方式。
>>他讨厌政治多元化，因为这种政治模式鼓励争吵、妥协、相互掣肘，结果是软弱无力。邓小平认为中国经受不住像学生示威和西方自由主义思潮泛滥这样的折腾。只有强有力的政府所实施的绝对服从和无条件的忠诚才能确保国家的稳定，而这也是实现给中国带来富裕强大的现代化的基础。
◆第四十二章 中国的崛起
>>在政治上，英国从来没有将民主制度赋予香港，直到殖民统治的最后几年，才开始改变这种情况。从香港人自身方面看，他们不曾有过民主诉求，对自己主要致力于追求经济成功、过着『世界公民』式的生活感到满意。中国人的生意头脑和英国人的娴熟治理相得益彰，将香港造就成亚太地区和东南亚主要金融和经营管理中心。这里的人们过着富裕的生活，享受着言论、集会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与大多数文明社会没什么区别，尽管没有政治民主，然而人人都清楚自己是生活在『借』来的时间、生活在『借』来的土地上。
>>随着仪式的进行，英国光荣地结束了在香港一百五十六年的殖民统治，中国则骄傲地洗刷了令人痛心的国家民族屈辱。遍布各地的中国人，无论政治信仰如何——不管是共产党人、国民党人、还是无党派人士——无不为这一历史时刻欢呼。
>>在国际关系史中，一个新的重要国家崛起，总会打乱国家间已有的平衡及破坏既定的国际行为模式。与这个命题相关的一个例子就是二十世纪临近时威廉时代的德国。它的出现，极大地打乱了以大英帝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如今，中国的崛起无疑是对美国为首的国际体系的挑战。德国与中国无法相提并论。中国在领土、人口、悠久的文化力量和崛起后可能产生的影响上，都要比德国大得多。
>>中国在发展经济和实现现代化的时候，是需要一个持续和平的环境与大量的外国资金和现代技术。
>>但实际上，中国到底有多么强大？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有八条或九条标准：
（1）人口和领土；
（2）自然资源；
（3）经济实力；
（4）军事力量；
（5）战略和地理重要性；
（6）科学和技术成就水平；
（7）国际组织的参与情况和投票权；
（8）文化与教育水平；
（9）在困难的情况下坚决贯彻国家政策的意愿和决心。
前六个标准可以看成是『硬实力』，后三个可以看成是『软实力』，但两者同样重要。
>>从传统上看，美国不能容忍任何一个国家主宰欧洲或亚洲。美国曾两次参战以阻止德国征服欧洲，及另一次参战以阻止日本在亚洲称霸。美国将如何对待正在崛起成为新的东亚强权、并最终在更大的地缘政治区域发生影响的中国？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弄清楚中国会否步日本和德国的后尘去侵略别的国家，并因此而对美国的利益造成威胁。
>>美国的对华政策可以总结为：在军事和技术绝对优势的基础上进行亲切友好的磋商——这就叫做『软遏制』。
>>从本质上讲，美国当前的对华政策是冷战时期列根对付苏联战术的延伸，也就是：一方面保持军事技术优势，一方面在建设性磋商的外表下实行遏制，最终导致对手内部发生变革。
>>虽然西方价值的推行在原则上得到了许多亚洲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的认可，但在实践中还是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大约在1994年初，一些东南亚的领导人受到经济成就的鼓舞，开始对西方的观念提出挑战，倡导他们自己所谓的『亚洲价值』。这种价值观主要是建立在儒家的礼教、纪律、责任、节俭、中庸礼让、家族观念、家国天下这类观念之上。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是这一思想的主要倡导者。他提醒说，美国人不应该『不分场合地将他们的制度强加给别人，因为（这样做）根本不起作用』。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Mahatir Mohamad）在1996年对欧洲的领袖们说：『亚洲价值是普遍适用的价值，欧洲价值是欧洲专有的。』
>>如果中国经济按年增长率8％的速度持续下去，到2020年它的经济力量可能变成世界第一。在政治上，中国政府正在寻求用一种统合的哲学取代行将就木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种哲学看起来应类似一种包含着传统儒学、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少许反映历史上王朝观念的『大中华主义』所组成的混合体。与此同时，为了保持经济势头的强劲，政府积极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并实施那种新型买办式的、以利润为中心的准资本主义。
>>中国社会已变得越来越富裕，尤其是在大城市、沿海地区和南方。领导层将会越来越多地感受到来自日趋文明的社会里那些新生中产阶级的压力。新的富裕阶层——企业家、金融家、投资人、计算机大亨、公司经理和商业巨头——会要求更大的政治参与和法治，同时也会要求立法和预算上的发言权。政府将被迫在一定程度上给予言论、集会、出版的自由和宗教信仰、创作、艺术表达及地方选举的自由。通过静悄悄的和平演变，一种中国式的、有节制的民主政体将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