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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3年。 ◆第一章  毛、周关系的历史回顾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先是毛泽东在四月间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复信中共中央，批评中央的"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当时下级党组织像这样毫不客气地批评中央的作法是不多见的。这显示了毛蔑视权威，敢于抗上的个性。而作为中共党内最高军事首脑的周恩来在六月间收到毛的这封辗转来信后，表现出相当的民主作风，并不认为这是在违忤抗命，相反还觉得毛的申述意见不无道理，便站在中央的角度作了自我批评，承认中央"二月来信"中让红军分散等问题"是有些毛病" ，并且不再坚持让朱、毛离开部队，而改为希望红四军前委指派一得力人员前来中央讨论问题。 >>2024-09-25 19:54:20 >>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中共在随后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不得不吞下了由王明教条宗派全面掌权的这颗苦果。周恩来虽然被留在中央，却威信扫地，只是一个戴罪之身的留用人员。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话说："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经过这一场打击之后，周恩来元气大伤，虽说还没有到心灰意冷的地步，变得和他性格相仿、个人关系又一度很好的江浙同乡瞿秋白一样，但党内斗争的残酷和叵测，特别是李立三因违抗共产国际而遭到的下场，却在他的内心留下无法抹去的阴影，深感如履薄冰。周本来就是一个组织纪律观念极强的人，又有着临事而惧的个性，在他对事情没有看清并且确有把握之前，宁可犯政治错误，也绝不犯组织错误。这是周氏一生典型的政治哲学。 >>2024-09-25 20:02:17 >>值得一提的是，与毛泽东指挥的前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相比，第四次反围剿打得更加漂亮。因为前三次只是歼灭了国民党的杂牌军，而这次则是围歼了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并创造了以往红军从未使用过的大兵团伏击战法。对此，蒋介行深为懊丧，称："此次挫败，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就连原先准备在一旁等着看笑话的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国民党发动围剿以来败得最惨的一次。这一胜利使周恩来如释重负，

慈继伟，《正义的两面（修订版）》，三联书店，2014年。 本书从道德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正义理论。 正义的条件circumstances： 主观条件（人类既定的心理特征） 客观条件（人类既定的生存状况） 正义是介于纯粹利己与纯粹利他之间的品德。 第九章专门讨论怨恨 resentment的来源：“愤恨的来源恰在于此:既然我们有意识地把正义的要求作为定言命令，但同时又无意识地把正义的要求作为假言命令，那么，一旦别人违反正义的相互性并伤及我们的利益，我们就会产生愤恨的道德情感。”（页233） 后记 这本关于正义的书可以说是一部相当抽象的哲学论著，但我做这项研究的念头却始于对具体的社会道德现象的观察与思考。这些现象可以概括为:如果社会上一部分人的非正义行为没有受到有效的制止或制裁，其他本来具有正义愿望的人就会效仿这种行为，乃至造成非正义行为的泛滥。这种现象在任何社会都可能发生，在道德文化和法律制度不健全的社会更是如此，而且，不论一个社会有什么样的正义观念，这一可能性都无法避免。本书的主要思路，即正义的两面性，就是在思考这一现象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顺着这一思路研读有关著述时，我才发现，这一问题很少有人问津，甚至关于正义心理的任何研究都属鲜见。于是，我的这项研究就有了双重目的，一是以上述现象为切人点，解释正义心理和正义运作的若干重要方面，二是试图填补正义研究中的一个空白。第一个目的也是更主要的目的，产生于作者对具体的社会道德现象的观察与思考，因此，我恳请读者在考虑本书的抽象论证时能结合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具体思考。（页248）

Ci, J. (2011). Chapter 38 of the Dàodéjīng as an Imaginary Genealogy of Morals. Ethics in Early China: An Anthology, 1, 233.  本文对《道德经》38章做道德谱系学的分析，指出这一章的重要性在于说明：儒家道德更会产生伪君子。儒家在道德完美性moral perfectibility上越走越远。（p. 243）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