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的樣貌：新加坡繁榮神話背後，社會底層的悲歌
張優遠(Teo You Yenn)，《不平等的樣貌：新加坡繁榮神話背後，社會底層的悲歌》，聯經，2022年。
>>不平等是唯才是用制度的必然結果。教育制度進行篩選、排序和分級，並認可「最頂層」的學生時，就表示在這個教育制度下成功的人配得上好生活，08隱含的意思就是底層的人配不上。
>>我們要打破以收入和學歷來衡量所有人的觀念，質疑一般人認為眾所周知、毋庸置疑的志向：追求文憑、地位、財富、排名。
這裡的重點在於，許多我們認為「好」的特質和價值觀既不中立，也不適用於每一個人。
反覆思考和釐清這點很重要。從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從下層階級到上層階級的討論，都是假設某種類型的改變是好的，以及我們經歷的改變是必要的。今天新加坡的標準生活路徑：就學、就業、存錢、結婚、買房、生子、育兒，就是假設這套狹隘的中產階級做法和價值觀是「正常的」。所謂的正常暗示這樣的腳本是天經地義的常識，也是準確無誤的標準規範。在討論貧窮問題時，即使本意良善，大多數人抱持的基本假設都是，低收入者的生活方式比較不好、他們的路徑「偏離正軌」、他們的「選擇」很糟、他們的「文化」有問題，而且適當的干預措施就是要讓「他們」表現得更像「我們」。
>>能夠安靜坐著、聽從大人指令、準確拼寫即使不符合拼音規則的英語單字，這些都是從小學一年級入學第一天就必須具備的「成功」要件，也是我們當中較為富裕的人可以花錢為孩子培養的特質。從宏觀的角度來看，我們幾乎無法捍衛其中的價值。另一方面，對鄰居慷慨、從小就擅長做家事和照顧手足、大家庭相互扶持、依賴，這些我經常在低收入社區看到的美德和做法，都不是我們積極提倡的價值，這種真正的「社區」精神，並不符合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KPI）。在我們的獎勵制度下，這些美德無法轉化為讓家庭和個人向上爬升的實質或象徵性資產。在新加坡的故事裡，這些都不是能夠清楚辨認的價值，尤其展現這些價值的是低收入者。
>>當我們認為某個制度是基於一套原理，實際上卻是基於另一套時，就會出現誤認：我們認為它獎勵個人的努力，事實上卻是獎勵父母傳承給孩子的經濟和文化資產。如果不了解唯才是用制度背後真正的原理和機制，這就成為將勝利者合理化的制度，讓我們相信那些人是憑藉自己的努力和才智，而非因為繼承不公平的優勢而成功。這個制度也告訴我們一套關於失敗者的故事，認為那是出於個人缺失，並非制度對某些人不利。
>>隨著社會愈來愈不平等，我們發現這不僅是低收入者要付出的代價，也是收入較高者必須付出的代價，因為他們發現只要稍微往下移動，後果就不堪設想。補習班和才藝班林立、孩子出現憂鬱與焦慮症狀、父母承受極大壓力，以及浪費時間監督家庭作業，對收入較高的人來說也是不小的成本。
>>住在租賃組屋的人很想搬出去。他們告訴我如何累積中央公積金帳戶（Central Provident Fund, CPF）的存款，然後去建屋發展局登記排隊。他們談論等待和渴望。他們的夢想不大：讓孩子在安全的環境下成長、有自己的房間；他們的夢想也有點淒涼：擁有自己的組屋才有安全感，因為如果他們「怎麼了」的話（也就是早逝），家人才不會流落街頭。
>>那時我已經開始在租賃組屋社區拍照，發現那一帶有很多負面的標語，她的觀察立刻讓我聯想到租賃組屋社區和自有住宅區的對比：
一邊是：不要（向高利貸借錢）；另一邊是：要（爬樓梯，促進身體健康！）。一邊是不祥的畫面；另一邊則是健康的圖像。
>>新加坡的住房自有率相當高，代表人們普遍相信只有擁有房產，才能帶來真正的安全感。這個觀念也許不全然正確，不過大家都這麼認為。住房制度和房地產市場確實仰賴這樣的信念。儘管我遇到的很多人可能永遠買不起房子，但他們也是這個社會的一分子，擁有相同的社會規範和信念。
>>這些年來，隨著對女權主義思想愈來愈了解、認識更多比我年長的女性，以及由於階級差異而過著不同生活的女性，加上年齡增長，有了更多生活歷練，我漸漸發現生活不該局限於單一、平面的目標或是一小部分活動。
>>與低收入父母交談，迫使我重新檢視自己生活圈的人對於計畫和控制的強烈需求，從他們生小孩的故事裡，我不會聽到那麼多焦慮，而是驚喜和接納。他們把孩子視為禮物，或者有信仰的人會說是福報。低收入者不認為為了生小孩必須具備各式各樣的（財務）條件。04
他們養育孩子也抱持相對輕鬆的態度。正如美國社會學家安妮特．拉羅（Annette Lareau）所表示，對社會階層較高的父母來說，孩子是「專案計畫」，05生活裡排滿緊湊的行程和活動；高收入父母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思考如何協助孩子發揮「潛能」。拉羅認為，藍領階級和窮人一般覺得育兒是關於「自然成長的成就」，這些家庭最重視安全與健康，而且通常認為小孩就應該是小孩，意思是孩子要有時間和空間玩耍、做自己想做的事。
>> 社會學家皮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認為，社會地位較高的父母透過與孩子說話的方式，讓孩子學習社交、與權威人物的連結，以及對藝術和音樂等事物的理解，藉由耳濡目染的方式向孩子傳遞優勢，16他稱為「文化資本」，也就是學校獎勵卻沒有傳授的特質。
>>理論上，所有教育途徑都可以讓學生在畢業後過著還算舒適的生活，事實上卻是有限的學歷，導致他們從事與父母相似的低薪工作。宣稱所有軌道都很好、所有路徑都有價值實在很虛偽。倘若真是如此，而且如果新加坡人真的相信這件事，補習班早就關門大吉了。
>>因為大多數接受輔導的孩子之所以「落後」，是由於沒有夠多接觸學校教材的機會，並非因為他們無法以一般思維的方式學習；換句話說，只要有時間和機會，他們的學習能力並不輸其他孩子。缺乏機會的原因很多：接受較少學前教育、父母不會說英語（或是不會說學校要求的那種英語）、家裡閱讀機會有限、沒有補習班老師的額外輔導；換句話說，他們「落後」的主要原因，可以歸結為階級的相對劣勢。
>>在二○一七年的一次採訪中，21她提到一件令人感動的事：她讓女兒進入一所一般人認為沒那麼好的公立學校，即使她有能力讓女兒就讀「較好」的學校。很多人不能理解她的決定，但她認為這是道德問題，而且重要程度遠勝自己小孩的福祉。22如果把孩子送去念私立學校，就是在做許多中上階級父母在做的事：以逃避來破壞公立學校教育制度的核心價值。她表示：「重要的是要了解，我們看到的不平等、學校種族隔離的現象，既是結構上的問題，也是被個人的選擇助長。……只要每個父母繼續做出只對自己孩子有利的選擇……我們就無法看到改變。」
>>有能力選擇的人所做的決定，也會複製不平等。這對我們這些有辦法選擇的人來說，是非常不自在的結論：我們做的決定，即使我們以為只關於自己，事實上也和別人有關。
有權力做決定的我們，不成比例地影響結果，同時限制無法選擇的人的選項。
隨之而來的是，如果我們不分享選擇的權力，那些我們認為對社會不利或不合理的事，就永遠無法改變。我們這些比較有錢的人如果將孩子和家庭的優勢擴張到極致，就是在強化成就與成敗的準則，同時傷害同胞的福祉。每個人都可以說：「我希望孩子比我更好。」但是並非每個人都可以實現這個目標，或是在實現的過程中對於標準和規範擁有同樣程度的影響力。
>>過著低收入生活的人，每天都要面對微小的無禮和不尊重；每天都在和尊嚴與缺乏尊嚴奮鬥。
>>以下歸納出人們告訴我不願尋求協助的原因：他們會從頭問到尾，詢問我各種私人問題；他們叫我帶十份不同的文件，然後如果其中一件是錯的，我就得再去一次
>>整個過程帶來兩方面的經驗：第一，你不信任我、認為我想騙你；第二，你不了解我的生活，而且即使你不理解，也永遠不會真正了解我這個人，你還是告訴我該怎麼做。這樣的過程會傷害自尊心、尊嚴和價值。我之前勾勒的背景很重要，一個人原本的角色應該是幫助你，卻沒有把你當成完整的人看待、了解你生活中複雜的問題，而是根據一張清單不斷質問，如同審問犯人一樣，這會進一步加劇日常生活中已經存在的缺乏尊嚴的感受。
>>我們必須超越這種思考模式：為了維護自尊，寧可忽視問題；忽略糾結複雜的現實，以滿足成為「贏家」的短暫樂趣；堅持從狹隘的視角看社會，讓自滿變得合理。這種民族主義不但阻礙進步，更會傷害社會和諧。
新加坡的貧窮和不平等現象都是真實的問題。你可以用各種方法刪減數據，從不同角度解釋這些問題如何產生及如何解決。但是無論如何刪減，都是真實的生活、真實的人、真實的苦難，折磨他們的是真正的規則、真正的政策、真正的制度。不承認問題的存在及其嚴重性，還有這些問題與財富的關聯，等於是雙重傷害。忽視權貴階級必須承擔的責任和義務，是缺乏道德的行為。因此，不該讓個人的說法、國家敘述或民族自尊，強迫我們移開視線。
>>許多年前，我也在接觸社會學後感到無能為力，那時我剛認識一個朋友，她後來成為我最好的朋友。我們對這種感覺聊了很多次，她教會我兩件事：首先，我們必須做自己能做的，無論處於什麼位置，只要採取行動，一定有意義；其次，我們最終能夠帶來影響，是因為我們並非單獨行動。
>>我的研究方法是民族誌，意思是數據來自於重複拜訪相同的社區，透過許多非正式的對話（通常是關於看似平凡的瑣事），以及藉由觀察人們的互動和空間而形成。我一度採用固定的問題列表做了幾次正式訪談，但是過一陣子後，我發現這種方法無助於自己的研究目標，我更能從非正式對話裡獲得各式各樣的經驗；這點很重要，因為我的目的是了解人們的日常經歷。重要的是，我也發現相較於正式訪談，非正式對話更能建立信任、使關係更融洽，談話對象也比較放鬆、樂於分享資訊。只要少說話、多聆聽，不要堅持影響聊天的方向，就能在對話中捕捉到複雜的生活經驗。透過這種方式，我得知許多原本根本沒想到要問的事。透過民族誌的研究方法，我才能看到、聽到、學到之前沒有預料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