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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喆，《礼是郑学：汉唐间经典诠释变迁史论稿》，北京：三联书店，2018年。 ▪ 如果尝试从经典诠释的角度来重新讨论经学史，首先遇到的第一个“识障”就是所谓“汉学”与“宋学”的划分。由于现代意义上的经学史脱胎于晚清经学之中，清代学术中的一些观念自然会渗透入后来人的经学史叙述中。比如清人将汉唐、宋明各八百余年的学术概括为汉学、宋学，又从自身的学术立场与方法出发，将汉学、宋学具体表达为汉唐训诂之学与宋明义理之学，从而标榜清学是对汉学的继承与回归。于是我们在学术史著作中，很容易看到学者以“汉唐训诂之学”来概括汉唐八百年间的学术演变，并将汉学、宋学视为互相否定、彼此对立的两极。然而汉唐、宋明共一千六百余年的学术主流，难道只是训诂或者义理而已吗？如果不突破这一层“识障”，研究者等于仍然自我局限在清代学者的学术视野中打转，并没有真正进入汉唐抑或宋明时代的问题本身。故此我希望能够通过具体的经典诠释变迁研究，来重新建立我们对于汉唐经学史的认识。 ▪ 郑学的最大特点就是以三《礼》注构建的礼学为中心，统摄其余各经，故此魏晋隋唐之间的经典诠释也以礼学最具代表性，最能反映出这一时代的学术风貌。 ▪ 为什么汉唐时代的经典诠释会以郑玄学术为主轴不断发生变化呢？我认为有两个要素——经典诠释的实用性与体系性——在交互叠加作用，影响着这一时期经典诠释的走向。所谓实用性，即指经学在指导政治及生活实践方面的功效；体系性则是代表学者对于经学理论完备统一的追求。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完全把经学当作其政治统治的工具，所以在武帝前后一段时间内，经典诠释的实用性因素最为明显，皮锡瑞将此概括为“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 (5) 于是学者大多专治一经，以章句教授弟子。但随着时代发展，汉儒在实用性之外，进一步提出体系性的要求。在汉人看来，经书皆出孔子手订，那么其中包含的思想应当一致，能够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但章句学者却是人各一词，每人都有自己的一套主张，往往莫衷一是。两汉政府为统一经义曾数次举行过学术会议，召集学者集体讨论，均因实用性与体系性两方面的需要难以调和，始终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直至汉末，郑玄学术的出现使经学体系最终得以形成。郑玄没有任何官方背景，只是民间学者，所以没有追求实用性的负担，才能够囊括经、纬，以《周礼》为中心建立其经学体系。但郑玄体系却表现出过强的理论色彩，并...

阿诺德·施瓦辛格，《施瓦辛格健身全书》，万义兵 译，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 【健身：①锻炼（有氧运动+力量训练）；②饮食；③睡眠】 ◆ 有氧运动与肌肉清晰度 ▪ 不过，身体所能承受的有氧运动带来的压力并非是无限的。过多的心肺功能训练只能以损害身体而告终，这点我们在后文还将提到。过分的有氧运动（有些运动员在比赛前无休止地训练，他们是会追悔莫及的！）可能减弱肌肉和整个身体的恢复能力。这会导致肌肉组织被作为能量消耗掉（用更大的白色肌纤维作为燃料供给小的红色肌纤维），这种结果就是所谓的“训练过度”。 “训练过度”并非单指过度训练之后的疲劳感。这意味着你体内某种能量补给机制和恢复机制被压制或者关闭。“训练过度”是一种慢性症状，在这种状态下，不管你如何努力训练，都将徒劳无功。如果你发现自己处于“训练过度”状态，最好的疗法就是休息，有时要休息上几周。但是，只要你能合理地安排训练，就可以完全避免“训练过度”状态。所以，一定要注意足够的休息和足够的营养摄入。 ◆ 训练强度 ▪ 当然，入门阶段的健身爱好者、有一定经验的健身者以及专业的健美运动员之间，需要的训练强度，或者说能够达到的强度是很不相同的。当你刚入门的时候，只要完成正常的训练，对身体来说就足够有冲击力了，所以不需要额外的训练强度。中等水平的健身者，往往不得不想方设法，才能刺激自己的身体进一步生长。对于要参加竞赛的健美运动员来说，因为他们正努力实现身体的终极增长，所以需要惊人的训练强度。 你越是资深，进步就越难，需要的训练强度就越大。这就是著名的“收益递减法则”。 ◆ 在家训练 ▪ 如果你想在家训练，需要考虑的问题是，你想锻炼身体的哪些部位。是主要肌肉群，抑或仅仅想提升下腹肌？是想要一套自由重量，还是更喜欢器械？要进行不同类型的训练，是需要几个单一功能的器械，还是一个多功能的组合器械？你的场地有多大？如果想进行有氧训练，你打算用什么——跑步机、运动单车还是踏步机？ ◆ 起步较晚 ▪ 因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肌肉结构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萎缩。对于此，最好的药方就是健身。 如前所述，衰老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肌肉块的渐渐萎缩。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加，肌肉的萎缩并不是必然的，萎缩的程度更不是一定的——这和我们以前的认识有所差异。实际上，即使对于老年人而言，只要进行正确的训练，肌肉块也可以增长到惊人的程度。总而言之...

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 ◆ 导言：医疗史的另一种叙事 ▪ 而没有考虑中医在近代受到攻击的最核心原因是医疗行政能力的阙如，特别是在预防功能上与西医的最终差别。 ◆ 沧州个案 ▪ 一是西医传教士终于确立了自己不同于一般传教士的福音传播途径和网络，那就是以医院为宗教精神训练的集体空间，而不是普通传教士对世俗领域的渗透与控制。这虽然在空间范围内缩小了福音活动的伸缩半径，但比较清晰地划定了医学传教士的准确位置。二是大量起用中国人专司传播福音之职，以后我们将会看到，这固然起着加快基督教在中国本土化的速度的作用，提高了医院传教的效率，却也会使西医传教本身的宗教角色功能趋于退化，以致失去原有的用意。 ◆ 内心冲突的世俗根源 ▪ 医院规模越大，与地方教堂的联系反而显得越脆弱。因为大医院拥有较雄厚的财力可供支配，教堂就总想插手对资金的分配进行控制，由此造成双方更为复杂的纠葛和矛盾，最终削弱了医院系统中福音传播的力度和范围。 ◆ 谣言传播与教堂空间 ▪ 西式育婴堂引进的管理方法遵循的是近代意义上的西方委托制原则，这一原则是拒斥乡土亲属网络介入的，这已成为导致清末教案冲突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原因。 ◆ 医院与“委托制” ▪ 现代医疗体系中“委托制度”的产生确实与传统的基督教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比如日常医学治疗与教堂活动都具有隐秘的特征。 ▪ 现代医学有两项革命性的突破：一项是对“准确真实性”（exact truth）的寻求。 ▪ 第二个革命性事件是“托管制度”（trusteeship）的出现。“托管”的信念是“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所表述的国际责任最新思想的直接产物，但其最早起源于对个人的尊重。 ◆ 大树底下动手术 ▪ 西医传教士们终于意识到，西方的医疗系统之所以遭到中国百姓的疑惧，一个主要原因在于西方医院治疗的隐秘性与中国医疗过程的公开性具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医生要想得到中国人的充分信任，就必须被迫使西医技术认同于这种公开性的特征，以克服中国病人的陌生感与距离感。 ◆ 社会服务理念的诞生 ▪ 古典的医疗知识和儒学传统的结合，一方面给儒学以更多的象征性权力，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他们不可能垄断医学知识，并在制度职能上使之趋于专门化。因为医学知识是向全部研究经典传统的人士开放的，为了实...

Song, Choan-Seng. The Relation of Divine Revelation and Man's Religion in the Theologies of Karl Barth and Paul Tillich . 1965.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PhD dissertation. An Introductory Statement This dissertation gives a 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phenomenon of religion and religions. “In my judgment, the attitude of a Christian theologian towards the non-Christian faiths is basically determined by the kind of answer he gives to the problem of the relation of divine revelation and man's religion.” (p.2) So the author will particularly re-examine the relation of divine revelation and the phenomenon of religion. He believes that “both Karl Barth and Paul Tillich open up new possibilities for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on far deeper level than is commonly realized.” (p.5) 第一章 该章研究巴特的《罗马书释义》 巴特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拒斥宗教，实则不然。他认为，religion is a human reality created by the divine possibility，启示在先，宗教在后。(p.9) 巴特关于此议题的核心概念是the impress of revelation (Offenbarungseindruck)。神人关系（如此的神和如此的人）是圣经的...

Beaney, Michael.  Analytic Philosoph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 Philosophical questions ▪ philosophers have approached these questions with attention to the workings of language and awareness of the multifarious ways in which language can mislead us. It is this approach that is characteristic of what has come to be called 'analytic philosophy'. ◆ Things and kinds of things ▪ If it is not immediately obvious how to answer a given question, then we need to identify its possible meanings. ◆ Introducing Gottlob Frege ▪ number statements are assertions about concepts. ▪ the property of having an instance is a logical property ◆ Interpretive analysis ▪ analysis, all three dimensions—interpretive, decompositional and regressive ◆ Can ‘good’ be defined? ▪ The central question of Principia Ethica is ‘What is good?’, and Moore’s main claim is that ‘good’ is indefinable, or, as it might also be put, that goodness is unanalysable and hence has...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 古书通例》，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古书通例》 古书不题撰人 “ 传注称氏，诸子称子，皆明其为一家之学也。 诸子略中，自黄帝至太公，尹佚不称子者（此等书大抵作于六国时）此其人皆为古之君相，平生本无子之称也。自陆贾，贾谊以下不称子者，学无传人，未足名家也（此举其大较言之，六国子书亦有不称子者，盖皆用当时所通称以题其书，不可一概而论，详法家篇）。盖专门之学衰，而后著述之界严；口耳之传废，而后竹帛之用广。于是自著之书多而追叙附益之事乃渐少。然而此类，亦不可通用于周、秦古书。何则？夫《春秋三传》皆不题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故既题《荀卿新书》，不别题荀况撰，既题晏子，不别题晏婴撰。推之他书莫不皆然。古人既未自题姓名，则其书不必出自于自著矣。”（页206-207） “约而言之，则周、秦人之书，若其中无书疏问答，自称某某，则几全书不见其名，或并姓氏亦不著。门弟子相与编录之，以授之后学，若今之用为讲章。又各以所见，有所增益，而学案、语录、笔记、传状、注释，以渐附入。 其中数传以后，不辨其出何人手笔，则推本先师，转相传述曰：此某先生之书云耳。既欲明其学有师法，又因书每篇自为起讫，恐简策散乱，不可无大题以为识别，则于篇目之下题曰某子，而后人以为皆撰人姓名矣。 古书既多不出一手，又学有传人，故无自序之例。汉以后惟六艺立博士，为禄利之途。学者负笈从师，受其章句，大儒之门，著籍者辄数千人。而所自著之书，则无人肯受。于是有于篇末为之叙，自显姓名者，如太史公、扬雄自序是也。或奏进之书，则于文中自称某官臣某，如道家良中婴齐、杂家之博士臣贤对之类是也。然仍无于篇题之下，自标某人撰之例。后人因其所自称以题其书，故专家之书，有传其氏不传其名者。而自著之书，则有传其名不传其氏者矣。若既无自序，文中又不自称名，久之或竟无可考。故《中论序》谓“恐历久远，名或不传”，则有同时之人为之作序之例。要之皆因著者不自题姓名之故也。至于每卷自署某人撰，虽不详其所自始；要其盛行，当在魏晋以后矣。”（页208-209）【这是研究先秦思想不可忽视的。先秦子书，指的是某一思想流派。因此，除了研究该思想家的生平，更重要的是研究其所开创的学派。】【研究古代经典，务必了解著书流程。】 古书书名之研究 “古之诸子，即后世之文集也。出于门弟子所编，其中不皆手著，则题为某子。出于后人所编，非其门弟子，则书其姓...

来新夏，《古典目录学（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第一章 绪论 目录：目指的是书名，录指的是记录（叙述）。 目是篇名。录则是篇名下的解题（又称叙录、书录、提要），“它是用来考察作者生平行事，揭示图书主旨和用途，向读者指示门径和提供方便的。”（页16） 古典目录书的类别： 官修目录（国家藏书目录），如晋《中经新簿》 私家目录，如《郡斋读书志》 史家目录，如《汉书·艺文志》 古典目录的功能：（1）掌握古籍的基本状况（如古籍的著录状况）；（2）了解图书本身的状况（是否亡佚）；（3）粗知学术源流；（4）作为考辨古籍的依据（如古籍的真伪）；（5）指示门径和辅导读书 第二章 汉 刘向的《七略》做出的图书分类：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外加辑略为诸书之总要。 班固《汉书·艺文志》，在《七略》的基础上略作修改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 荀勖《中经新簿》的体制是：登记书名、卷数、撰人、略说。该目录书建立了四部分类。 西晋后期，出现佛典目录。 第四章 隋唐五代 唐初编纂《隋书·经籍志》，它的特点是记录存佚状况。 第五章 宋元 宋代私家目录勃兴，如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 郑樵，福建莆田人，作《通志·校雠略》。他强调图书分类的重要性，“一个好的分类体系可能会对指导读者、发展学术起作用。”（页196）他说，“学术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所以目录学“必究本末, 上有源流, 下有沿袭, 使学者易学, 求者易求。”（页195）他主张，以书名为主，而附注作者，因为若以作者为主，可能会使不同类的书混在同一类下。 第六章 明清 《四库全书总目》，它的实际负责人为纪昀。 清代还出现了许多正史补志（补艺文志）的活动。 章学诚的目录学指导思想：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他认为，图书资料就是学术研究的后勤工作。（页258） 第七章 目录学的相关学科：分类学、版本学、校勘学。它们都是相伴并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