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传
冯尔康，《雍正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
▪ 胤禛能在角逐中赢得胜利，有其原因。他的精明、务实而又严格的政治观点和作风，会取得一部分人的支持，康熙也未尝不因此而欣赏他、取中他，此其一。其二，他善于耍两面派手法，从而欺骗了对手和他的父皇，使政敌不以他为意，不集中力量对付他，他从而轻巧地取得了成功。其三，他有一个集团，在关键时候用上了力。步军统领隆科多，统辖八旗步军五营，约有二万名官兵，掌管京城内九门管钥，有他帮助，顺利地控制了京城的治安和局势，使反对派不能发动事变。胤禵驻兵之所，基本上就是川陕总督年羹尧的辖地，年的治所西安，是内地通往西北前线的必经之处，容易控制胤禵与内地的联系。因此，胤禵若在青海、甘肃举兵反对胤禛，也难于进入关中，更不要说称兵犯阙了，年羹尧起到了震慑胤禵、稳定西北局势的作用。
▪ 雍正说他事事不如乃父，“惟有洞悉下情之处，则朕得之于亲身阅历，而皇考当日所未曾阅历者。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种种恶劣之习，皆朕所深知灼见，可以屈指而数者，较之古来以藩王而入承大统者，如汉文帝辈，朕之见闻，更远过之”。他对雍亲王的经历颇为自负，确实，它使他“于群情利弊事理得失无不周知”，使他对接受政权时的社会问题、民众情绪、施政班底都有比较符合于实际的了解，产生他的政治思想。
▪ 作为密勿重臣的隆科多，专断揽权，在吏部，司官对他“莫敢仰视”，公事唯其命是从。人们对他经办的铨选，称为“佟选”，可见他执掌用人大权。所以史家评论，他是“威福自恣”。在这里，他忽视了触犯天子权力的问题。
▪ 而出仕的官员，或来自科举，或来自捐纳，或来自恩荫，他们的出仕，赚钱是重要目的之一，当然不能满足于微乎其微的俸禄，更不会贴钱做官。这种低俸禄制度和官僚制度的性质相结合，必然产生官吏的贪赃营私。他们贪污的途径很多，诉讼中收受贿赂，历来是官吏主要财源之一，但这在任何情况下，名义上都是非法的；耗羡私征是官吏的另一项重要的额外财源，是半合法的。
▪ 雍正试行井田制十年，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关于井田制，议论者多，然都不敢贸然实行。康熙年间亦有议行的，康熙说井田法好是好，但形势已不允许它实行了，“后世有欲于旷闲之壤仿古行井田之法者，不惟无补于民，正恐益滋烦扰。天下事兴一利不如去一弊之为愈，增一事不如省一事之为得也”。雍正不怕多事，他宣布：“特开井田，以为八旗养赡之地”，希望它能解决八旗的生计，滋扰之弊，在所不计。但是，他的认识不符合于客观实际。第一，一部分旗人因长期脱离生产，成为寄生虫，要他们改变习性和生活习惯，不是一般的行政命令所能做到的，所以用他们实行井田制，他们就只能破坏而不能建设。第二，实行井田制不是一个孤立的简单的事情，它同土地所有制、政治制度、赋税制度等相关，在地主土地私有制已流行千百年后，没有经历社会革命，实行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井田制，即使在一片国有地上实行，在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包围下，它也不可能长期存在，必然会出现将井田私租出卖的现象，如此，井田怎能维持！第三，纵令雍正的井田法得以长期维持，垦田不过二百余顷，户民不过约二百家，人、田均极少，而要想扩大，政府给田、房、开垦费就要增多，也是力量所难达到的，这就是说井田很难大规模发展。那样的小规模进行，根本解决不了旗人的生产生活问题。因此，雍正实行井田制，虽力求解决旗人生计问题，勇于实践，但以主观代替客观，盲目实践，失败也是理所当然的。
▪ 政府兴办善堂，自宋代以来时有出现，民间办理为政府所鼓励。无论官办，抑或民办，均属不易，而维持更难，所以各地的善堂总是办办停停，难以为继，不过总的趋向是与时俱增，这种事业是在发展之中。雍正时政府开办善堂，鼓励民间参与，给予优厚的奖励，特别是旌表拾金不昧，希望酿造优良的民风。
二年（1724年），雍正号召各地兴办普济堂和育婴堂。他在北京彰义门外建普济堂，收养鳏寡孤独无依靠的老人，无以为生的病人，由国库拨款作每年的经费，每月派大臣去稽察。
▪ 民众为了反抗暴戾不仁的政府和贪婪不仁的富人，往往通过秘密结社，进行思想动员，组织起来，当条件成熟时，拉起队伍，打出旗号，进行武装斗争。清朝以前有的农民运动就是这样发生的。秘密宗教，一般都有连续性，一次起事失败了，后来者换个名称，或者径用旧名，继续利用它从事组织活动。雍正时期，民间有许多秘密宗教，继前朝遗绪，活动不辍。它们的名目很多，叫作清净教、无为教、白莲教、罗门教、悟真教、三元会、祖师教，等等。活动地区广泛，山东、河南、直隶、山西、陕西、湖南、湖北、江西、浙江、江苏诸省都有它们的组织，冀、鲁、豫三省的尤为活跃。活动方式隐蔽，夜间聚会，教首演说，信徒烧香求福，白昼即行散去，其首领解说内容，或预言天灾、瘟疫要流行，指导教友消灾去难的方法；或言人之生老病死，为人治病除祟；或言天命，如何争取幸福世道的来临。会中有纪律，徒众交香钱。会众有组织，教首设立名号，给教徒封号符札。
▪ 雍正不仅是奖励，他还用科举作为惩罚手段。如因查嗣庭、汪景祺的缘故，停止浙江乡会试。最有意思的是，雍正要推广官话，也以不许参加科举相制裁。六年（1728年），他说：官员临民，说话要让老百姓听得懂，才能通达上下之情，把政事办好。可是每逢召见闽、粤籍的官员，听他们的乡音不能全懂，他们到地方上处理公事百姓就听不清楚，需要胥吏代传，这就会出现弊窦了，因此要求这两省的士人首先改变乡音。并定则例：生童举监要在八年内学会官话，否则不得参加科举；待到改变了乡音，方能应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