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经注疏》的版本问题
十三经形成经注疏的合刻，这是一个发展过程，始于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八行注疏本，集大成于清代中晚期由阮元校刻本《十三经注疏》。
（1）八行本（越州本、黄唐本）：南宋高宗时期两浙东路茶盐司经、注、疏合刻
今存八行注疏本有七种，分别是
《周易注疏》13卷，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日本足利学校藏原版原印本一部，国图藏宋元递修本一部。
《尚书正义》20卷，题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国图所藏为较早印本，其中卷7—8、19—20配日本影宋抄本；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元递修本一部，刷印较晚。
《周礼疏》50卷，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国图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各藏一部，皆为宋元明递修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残存27卷，印刷较前两本为早。
《礼记正义》70卷，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国图藏有两部，一部全本，一部残存28卷；日本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藏一部，其中卷33—40为日本室町时期补写，此外尚有零卷散存者。
《春秋左传正义》36卷，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国图藏一部。
《论语注疏解经》20卷，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宋刻元明递修本，今无全本存世，台北故宫所藏残存卷11、20，重庆图书馆所藏残存卷11—20，上海图书馆所藏残存卷11—12。
《孟子注疏解经》14卷，汉赵岐注，题宋孙奭疏，宋刻元明递修本，台北故宫藏一部，国图、北大图书馆、南京博物院各藏有残本。
（2）宋十行本：南宋光宗宁宗时期福建建阳刘叔刚经、注、疏合刻（附释文）
今存宋十行本有
《附释音毛诗注疏》20卷，汉毛亨传，唐孔颖达正义，唐陆德明释文，日本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藏一部。
《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60卷，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唐陆德明释文，今存两部，一部藏日本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另一部分藏国图（存卷1—29）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卷30—60）。
《监本附音春秋穀梁注疏》20卷，晋范宁集解，唐杨士勋疏，今藏国图。
《附释音礼记注疏》63卷清代有传本，清乾隆六十年（1795）和珅曾翻刻此书，保留“建安刘叔刚宅锓梓”字样。
（3）元十行本：继承宋十行本（据张丽娟），形成十二经注疏
今存元代刻十行本有
《周易兼义》9卷《音义》1卷《略例》1卷
《附释音尚书注疏》20卷
《附释音毛诗注疏》20卷
《附释音周礼注疏》42卷
《仪礼》17卷《仪礼图》17卷《旁通图》1卷
《附释音礼记注疏》63卷
《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60卷
《监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28卷
《监本附音春秋穀梁注疏》20卷
《孝经注疏》9卷
《论语注疏解经》20卷
《孟子注疏解经》14卷
《尔雅注疏》11卷
北京市文物局、国家博物馆、军事科学院和日本静嘉堂各存一部，均为元刻明修本，《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北京市文物局藏本。
（4）明嘉靖南监本：嘉靖五年，巡抚御史陈凤梧在山东刻《仪礼注疏》，将书板送至南京国子监，补足十行本十三经之数。南京国子监对这些书板进行修补、汇印，半页十行。
（5）明嘉靖闽本（李元阳本）：继承元十行本，并补入《仪礼注疏》17卷（据明汪文盛刻本翻刻），形成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十三经注疏。半页九行。
（6）明万历监本（北监本）：万历二十一年，根据闽本翻刻。半页九行。
（7）明崇祯毛晋汲古阁本：以监本为祖本翻刻。半页九行。
（8）清乾隆武英殿本（殿本）：乾隆四年（1739）依据监本重刻。半页十行。该版本有句读。该版本衍生四库本。
（9）阮元校刻本：底本据家藏宋刻十行本十一经，加上向黄丕烈借的《仪礼》、《尔雅》二经北宋单疏本。半页十行。
虽然题名“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实则阮元家藏十一经并非全为宋本。（按入清以来宋刻已罕见，一家藏十一种宋刻，谅无可能。阮元所谓“宋本”，经近人考证，当有宋刻原本，亦有元刻明修之本。）
阮元初刻本为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刊本（又称嘉庆刻本），后来又加以修订，如道光六年重订本（朱华临重校）、同治十二年江西书局本、光绪十三年上海点石斋本等等。
（10）现代《十三经注疏》影印本
-1935年，世界书局影印阮刻十三经（底本为道光六年重订本），中华书局1980年重印，同时参校江西书局本和上海点石斋本。
-初版于1956年，台湾艺文印书馆影印阮刻本《十三经注疏》，最为经典（通行于台湾、日本），该版本以嘉庆南昌府学初刻初印本为底本。中华书局2009版（共5册）精装《十三经注疏》，疑为翻印艺文版。
-东方出版社2011年以日本东洋文库及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藏闽本《十三经注疏》为底本，出了8册精装本的《明版闽刻十三经注疏》。
-齐鲁书社2019年出版了《武英殿十三经注疏》缩印本，16开本全8册。
-其他：国学基本典籍丛刊、传古楼、师顾堂
（11）现代《十三经注疏》整理本
-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十三经古注》、《十三经注疏》（又名《唐宋注疏十三经》）、《聚珍仿宋版十三经注疏》、《清十三经注疏》（后又以《十三经清人注疏》更新充实）。四部备要本颇受诟病，见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
-北大本：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十三经注疏》简体横排标点本，2000年又出版了繁体竖排整理本。缺点一是有标点错误，二是对阮元的校勘记进行了改编，这种改编，不是很规范。
-上古本：2007年起，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由张岂之和周天游主编的《十三经注疏》整理本。缺点是个别经书标点错误甚于北大本。
附：“传古楼十三经影印说明”摘录
自从世界书局拼版缩印阮刻而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又多次翻印世界书局本以来，我国的经史研究者几乎人人案头皆备有一部两巨册的『阮刻』《十三经注疏》缩印本，如此固然省去了到图书馆调阅原书的麻烦，但也埋下了李代桃僵的隐患。人人皆云『我据阮刻立说也』，却有意无意地将阮刻嘉庆本与后世衍生版本尤其是拼版缩印本混为一谈。下面再举几个例子。
阮刻嘉庆本文七年传疏『此时未至令狐』，世界书局缩印本讹为『令狄』，北京大学出版社标点本沿此误。芮文浩《春秋左传正义校读札记》［二十三］遂称『标点本据阮刻本作令狄，然此狄系狐之版刻误字』。不知阮刻本作『狐』字。
阮刻嘉庆本宣元年注『受罪黜免』，世界书局缩印本讹为『点免』，北京大学出版社标点本沿此误。《校读札记》遂称阮刻形近而讹为『点』，甚至将之解释为古文献中的常见现象，不知阮刻本作『黜』字。
阮刻嘉庆本昭十二年传疏『十年平子伐莒』，世界书局缩印本讹为『伐言』，北京大学出版社标点本沿此误。《校读札记》遂称阮刻本之『伐言』乃『伐莒』之误刻，文渊阁本亦作『伐莒』。然而阮刻本作『伐莒』，又何须引用文渊阁本作证据呢。
由此可见，在研究中以世界书局本代表阮刻，颇有风险，不仅用世界书局本有风险，用道光、同治、光绪一系列阮刻的衍生版本来代表阮刻，皆有风险，李玉娇《阮刻本春秋左传正义校勘札记》罗列的阮刻系统中各类版本之间的数百条异文便是明证，所以引用阮刻正经注疏时，还是看嘉庆刻本的原书较为放心……【野间文史持类似观点，他认为阮刻本后来衍生的各版本的补正程度参差不齐，因此返回嘉庆本更为可靠。】
参考文献
“《十三经注疏》的版本”，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2902994/ （2022年4月10日读取）
“十三经之各家注疏相比如何？”，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07136275 （2022年4月10日读取）
“传古楼十三经影印说明”，https://mp.weixin.qq.com/s/YU__ECVDZ_vUm1iBaJZl5g （2022年4月10日读取）
王锷，“整理十三经注疏刍议”，《斯文不坠在人间：李庆善教授诞辰百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
魏庆彬，“阮刻十三经注疏版本初探”，文教资料，9（2012）
野间文史，“读李学勤主编之《标点本十三经注疏》”，中国哲学（第二十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