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己之心”与“向上一路”——心传与道统的话语竞争作为鹅湖之会的“后传”

郑泽绵,“传己之心”与“向上一路”——心传与道统的话语竞争作为鹅湖之会的“后传”,现代哲学,187,页128-137,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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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近年来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证明朱子通过宗杲而接触到唯识学的阿赖耶识观念,此观念影响了其晚年的诚意与真知思想;还证明朱子曾创造性地“以禅抑禅”:借用宗杲的思想以批评湖湘学派的“以心求心”,进而提出其敬论;更有甚者,朱子的早年老师刘子翬为朱子取字“元晦”,也反映了当时的默照禅与宗杲的看话禅之间的竞争。[5]这些论文系统展示了朱子如何立足于儒学而转化宗杲的工夫论成份。


宗杲对当时士大夫的影响极大。宋代禅宗高僧善于结交士大夫,宗杲尤甚,他与张浚和汤思退两位宰相都交好,前后至少有三榜状元(张九成、汪应辰与张孝祥)向他学禅,而张九成还是南宋初期很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经学家。他曾任侍讲,为宋高宗讲经学,而朱子说他暗用宗杲看话之禅讲儒学经典。宗杲把这些官场、科举、儒学中的翘楚都招至麾下,宜乎在南宋初期掀起一阵狂禅旋风。宗杲的看话禅也影响了朱子早年的老师群体。朱子青年时曾从宗杲弟子道谦参禅,李侗《与罗博文书》曰:“渠初从谦开善处下工夫来,故皆就里面体认。”[6]后来朱子从学李侗,才弃禅归儒。可想而知,宗杲与张九成才是朱子早期需要超越的劲敌;而陆象山毕竟小朱子九岁,属于后进。宗杲与张九成给朱子的印象太深,以致朱子透过他们去看象山,而误以为禅。


此处一点通,则朱子评陆象山进谏孝宗一事,便可看成鹅湖之会的“后传”。本文将证明朱陆之争的大背景是:当时的儒者包括程门后学如王苹、张九成,往往以“传己之心”等近禅的方式向好禅的皇帝讲儒学、并顺势讽议时政,但这套方式到了陆象山已经难以为继,所以朱子强调格物优先的工夫论,坚持士大夫在知识与经学上的本位。从宏观角度看,皇权、佛教和士大夫各占据一种权威,如果士大夫放弃了精密严谨的知识本位与经学权威而去效法禅宗,最终只能是邯郸学步而进退失据。


据陈来的考证,鹅湖之会的两年前即乾道九年(1173),吕祖谦《答朱侍讲》云:“抚州士人陆九龄子寿笃实孝友,兄弟皆有立,旧所学稍偏,近过此相聚累日,亦甚有问道四方之意。”[17]而朱子《答吕伯恭》曰:“陆子寿闻其名甚久,恨未识之,子澄云其议论颇宗无垢,不知今竟如何也。”[18]这说明当时确实有人把陆氏兄弟之学联系到张九成。[19]而张九成是儒门中受朱子批判最严厉的思想家。据此可推断,在鹅湖之会以前,在朱子的印象中,“宗杲-张九成-陆氏”的联想链条早已建立。


张九成在《惟尚禅师塔铭》中说:“圣王之道,有非文字所能书,言语所能传者,是故未有六经,而尧、舜为圣帝,禹、稷、皋、夔为贤臣。学不到文字言语外,而守章句,泥训诂,欲以用天下国家,犹趋燕南征,适越北乡,虽膏车秣马,风餐雨宿,徒自苦耳,于圣王之道漠如也。”[27]林素芬认为,“此文藉由感慨惟尚禅师无有著作传世,抒发以心传心的圣王之道”[28]。这种超越文字、闻见而直悟本心的方式,正是张九成“心传”说的一大特色。例如,张九成在《心传录》的《论语绝句》组诗中两次言及“心传”,《吾与点也》曰“于时舍瑟方铿尔,岂意吾师亦喟然?此际风流人不识,只应潇洒得心传”,《默而识之》曰“不因闻见得心传,此理于吾甚晓然。若使一流闻见里,故知厌倦有时焉”。[29]“闻见”之学相当于二陆所讥的朱子章句、记诵、讲论之学,与“闻见”相对的则是“悟”“心传”。另一位与宗杲交往颇深、以禅解儒的儒者吕本中曰:“闻见未彻,正当以悟为则。所谓致知格物,正此事也。”[30]宗杲曾用“格物”“物格”等儒家概念向张九成说禅[31],朱子说张九成与吕本中对格物的解释“乃释氏看话之法”。可见,在“宗杲-张九成-吕本中”这个圈子里,“传心-顿悟-格物”的诠释体系已经形成,而朱子早在写《杂学辨》时便已知晓[32]。朱子关注张九成的著述已久,例如他在乾道四年(1168)《答石子重》曰:“闻洪适在会稽尽取张子韶经解板行,此祸甚酷,不在洪水夷狄猛兽之下,令人寒心。”[33]朱子在《杂学辨》中还专门批判了《张无垢中庸解》,篇首就说张九成对《论语》《孝经》《大学》《孟子》都作过诠释,可见朱子对张氏经解的熟悉程度。


本文之所以复原朱子如何误解象山的视角,不是为了加深“陆子是禅”的偏见,更不是出于门户之见,而是为了客观地研究朱子之偏见的来源。传统学术只知朱子认为陆学是禅,却不知朱子之所以有此印象的真实来源。以往学界的认知只是:朱子青年时曾与宗杲及其弟子有些交涉。学界一般只当作一件轶事,却不知其影响竟至如此之深。本文重点指出:朱子批评陆象山的上孝宗箚子“向上一路未曾拨转”,其实是暗用了禅语“向上一路,千圣不传”,直指二陆的鹅湖传心诗中那个传心还是不传心(发明本心)的老话头。此处一点通,就构成了完整的历史线索,终于可以把朱陆之争中的鹅湖之会的故事讲“全”。余英时曾引入政治的视角解释这一事件,而笔者在此基础上再加上宗教的视角,把“向上一路”这一事件看成鹅湖之会上象山的“发明本心”的理想落实在政治、宗教活动上的现实遭遇和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