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罗志田 (2015)，《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胡适可作为近代中国中西之变的案例研究。特别是最后几章，关于“清党”时期的知识分子的作为，引以为戒。】
◆三 西学为用
>>但是，19世纪的西方传教士基本是主张文化体系是完整不可分的（这当然与基督教一神独尊的排他性相关联）。他们以为，对异文化要么整体接受，要么全盘拒斥，没有什么中间立场。
>>2023-11-17 12:29:58
>>中国士人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敢于将重心放在后者之上，是基于中学可以为体而文化体系可分的信念。但由于未能认识到文化竞争的严重性，就顺着“西学为用”的路径走入了西方的思想方式。一旦中国人承认自己文化低劣，则为了自救，除了学习西方之外别无选择。在这种情形下，自以为“野蛮”，主张为重建新中国新文化而破坏自己的传统，都是顺理成章的发展。
>>2023-11-17 12:30:21
◆四 中学不能为体
>>若中学不能为体，西学也就难以为用。钱穆指出：“中体西用”虽然是晚清士人的共识，但当时的人“实在也并不知道中学之体是一个什么体。自己认识不足，在空洞无把柄的心理状态中，如何运用得别人家的文化成绩？”故“西学为用”其实也是不成功的。而空洞无把柄的心理状态既是体用皆空的重要原因，更造成思想上的激进。钱先生观察到，晚清中国思想界正由专重经典转向积极入世，此时也是积极入世的西方思想进入，本易相投契。但积极入世在知识上和思想上都应有更多准备，中国思想界则对此准备不足，“自己没有一明确坚定的立脚点”，在西潮猛烈冲击之下，反而产生种种冲突阻碍，“由此激起思想上的悲观，而转向极端与过激”。[50]结果就是近代中国思想界的激进化。
>>2023-11-21 21:57:09
>>此时从西方输入的使命感更加强了中国士人因多层次心态紧张而产生的激进情绪。清末民初之人“毕其功于一役”的观念甚强，其实这个观念恐怕也多半是舶来品。中国传统观念是趋向渐进的，主张温故知新，推崇十年寒窗、滴水穿石的渐进功夫。汉灭秦，尚承秦制。清灭明，亦承明制。虽有改变，大抵是出新意于旧制之中。鼎革之时尚且如此，遑论平素。只有感染了西方的使命感之后，才会有一举全部推翻之气概。清季人在本朝而非鼎革之时，即主张将全国的大经大法一举全部改革，这样的观念多半是受西潮影响的。
>>2023-11-25 22:23:47
>>结果，积极入世的近代士人对也是积极入世的西方思想的建设性一面接受的并不多，倒是对近代西方那种与传统决裂的倾向颇有领会。陈独秀就将“近世欧洲历史”化约为一部“解放历史”，即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与传统决裂。[61]陈氏的认知最能体现这种对西方历史的选择性领会。而这又与中国传统的“反求诸己”的取向暗合。再加上前述中国领土主权基本保存所产生的潜在信心在一定程度上又支持了“反求诸己”的取向，导致一种“我自己能够败，我必定自己能够兴”[62]的自信观念。这种种因素与近代中国的激进化扭结在一起，便产生出特殊的后果。近代中国士人的一个共同心结即大家为了中国好，却偏偏提倡西洋化；为了爱国救国，偏要激烈破坏中国传统。结果出现破坏即救国，爱之愈深，而破之愈烈，不大破则不能大立的诡论性现象。[63]爱国主义与反传统在这里奇特地结合在一起。
>>2023-11-25 22:24:52
◆一 上庄：做人的训练
>>只要中国文化维持讲让不讲争的准则，小传统就始终不能也不想战胜大传统（到中国人西化到既讲究“争”又讲以多数取胜的“民主”时，人数多的小传统就会逐渐占上风）。
>>2023-11-25 22:47:13
◆三 成了“新人物”
>>胡适后来的出国留学，绝非什么因醉酒闹事后的突然醒悟，而是他一直有意追求的出路。1908年夏，胡适在给母亲的信中说，“大人素知儿不甘居人下”。这本是母亲对儿子的期望，也已成少年胡适的素志。那时要不居人下，对胡适这样家庭背景的人来说，仍只有读书一路，最为可行。正如他在赴北京考试之前所说：“现在时势，科举既停，上进之阶惟有出洋留学一途。”
>>2023-11-26 14:46:12
>>一年多后新公学解散时，胡适不肯返回合并后的公学，一方面还带有前已述及的“城下之盟”的情绪，同时也因为“前途茫茫，毫无把握”，自觉“心绪灰冷，百无聊赖”。但他又不肯在这种失意的情形下回乡。胡适后来说他“不敢回家”是因为想在上海“寻一件可以吃饭养家的事”。但两三个月后家乡的教育会请他任东山堂长，却为他所谢绝（那时他还不知道他的英文老师王云五马上就要帮他找到一份上海的教书工作）。有吃饭的地方不去，则留在上海应主要不是为了吃饭。耿云志先生以为这仍是出于想留学的考虑，信然。[71]当然，胡适酒后闹事也有刺激的作用。因为留学虽是胡适的愿望，但在“心绪灰冷，百无聊赖”的情形下，由于对前途确实“毫无把握”，也一直没有静下心来认真准备。闹事后，“决心不做那教书的事了”，于是辞职“关起门来”一心复习考留美官费。
>>2023-11-26 15:15:13
◆一 美国：吾所自造之乡
>>胡适同时也知道，就是那些主观上颇同情“弱小民族”的美国人，其下意识中仍有自我优越感存在。他参加的康大学生世界会，其成员除外国学生外，就是比较喜欢和同情外国的美国学生。一日有菲律宾学生演说宣传菲自主，而世界会有人却“嗤之以鼻”，并有美国学生对胡适说，美国如果让菲律宾人自主，不过是让日本人来侵占罢了。胡适听了，“鼻酸不能答”，只好点点头，回来后慨叹道：“呜呼，亡国人宁有言论之时哉！如其欲图存也，惟有力行之而已。”[8]同情外国的美国人之观念尚且如此，胡适能不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吗！此时他已定下了爱国救国不能徒发空言，而必须落实在行动上的决心。胡适很清楚，不能自立，就谈不上自主，谈也无用。
>>2023-11-26 22:27:01
◆一 为中国造不亡的远因
>>胡适认为，中国的救亡不论是采革命还是改良的取向，首先都必须有可以革命或改良的基础。这就是他爱说的要为中国造不亡的远因。
>>2023-11-27 14:45:10
>>留学是以不留学为目的。“留学乃一时缓急之计，而振兴国内高等教育，乃万世久远之图。”如果后者不能成功，则学子不得不长期留学，将“永永北面受学称弟子国”。而“神州新文明之梦，终成虚愿耳”（《非留学篇》）。
>>2023-11-27 14:53:05
>>1915年初，胡适的英文老师亚当斯问他：“中国有大学乎？”胡适不好意思，“无以对也”。老师告诉他：“如中国欲保全固有文明而创造新文明，非有国家的大学不可。一国之大学，乃一国文学思想之中心，无之则所谓新思潮新知识皆无所附丽。”故“国之先务，莫大于是”。不知是老师与他的观念完全一致，还是胡适无意中把自己的一些观点投射到老师身上，总之胡适自己是觉得他的看法得到了印证。老师并鼓励他说，“报国之义务莫急于此矣”。胡适回来慨叹：“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四百万方里四万万人口之大国乎！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国乎！”第二天，他心情仍未平静，再次感叹道：“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他发愿说：“吾他日能生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的哈佛，英国之康桥［今译剑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
>>2023-11-27 14:55:17
◆二 世界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关怀
>>故胡适给他的世界观念下的定义是：“世界主义者，爱国主义而柔之以人道主义者也。”他特别认为丁尼生的诗“彼爱其祖国最挚者，乃真世界公民也”与他的见解暗合。
>>2023-11-27 14:57:18
◆三 祖国：你如何爱他
>>在胡适看来，这里面还有一些细微的区别：一个是心与行动的区别，心可甚爱，行动则不必一定参与。一个是参与是否能改变局势的区别，如果不能，则如他的好友许怡荪眼中高卧南阳的诸葛亮：“诚知爱莫能助，不如存养待时而动。”所谓待时而动，就是参与能改变局势的时候，就要动。
>>2023-11-27 15:06:18
>>他在30年代重申此观点时，进一步指出日本要征服中国不能靠武力，而必须征服中国人的心。结果引起舆论大哗，为各方人士痛诟。其实胡适心灵深处，仍有黄白种争的思想；他在30年代写文章时心里想的，应该也就是中日的相互理解与合作而已。但他的日记那时还未出版，一般人也没有读到他早年写的东西，在日本侵略正急之时，当然不会想到胡适言外的深意了。关键在于，虽然相当多的日本人也公开主张或心中暗存黄白种争的思想，他们却并无中日合作的念头，反而以黄白种争的观念来为其征服中国正名：中国既然已败弱，日本就必须负起这一斗争中黄种方面的绝对领导责任。胡适与日本人的出发点不无共同之处，但他的方案的确只能是空想。
>>2023-11-27 15:47:48
>>3月21日是教会的礼拜日，胡适在本城的长老会教堂以“基督教在中国的机会”为题发表演说，到耶教的本垒去攻击耶教在中国的传播。胡适再次援用他的“双重标准”理论，指斥传教士只有在处理国内事务时才称得上基督徒，一旦进入国际事务，他们都不复是基督徒了。他说，现在那些基督教国家实际上只认暴力为权威，置弱小国家的权益于不顾，并将国家获利、商业所得和领土掠夺置于公平正义之上。一句话，胡适宣布：“今日的［西方］文明不是建立在基督教的爱和正义的理想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弱肉强食的准则——强权就是公理的准则之上！”这是胡适对西方文明最激烈的攻击，其背后隐伏的，就是中日交涉给他带来的不安和激愤。
>>2023-11-27 16:03:25
>>1917年3月，报载王闿运去世。胡适想起十年前读其《湘绮楼笺启》，王氏曾说，八国联军入北京而不能灭我，更谈不上瓜分中国。而且，中国人“去无道而就有道，有何不可”？当时“读之甚愤，以为此老不知爱国，乃作无耻语如此”。如今“思想亦已变更”，觉得王所说“惟不合今世纪之国家主义耳”，其实正合中国“古代贤哲相传旧旨”。故不应以后出之外国学说责中国旧学家。这引起胡适对民族主义进行系统的反思，他从“去无道而就有道”之理论证民族主义说：“国家主义（民族的国家主义）但有一个可立之根据”，即“一民族之自治，终可胜于他民族之治之”。中国人推翻“满清”，即因满人实已不能治汉族。但若所得不过袁世凯，不见得比“满清”好，则“不以其为同种而姑容之”。若在袁与威尔逊之间选择，“则人必择威尔逊，其以威尔逊为异族而择袁世凯者，必中民族主义之毒之愚人也”。
>>2023-11-27 16:07:43
>>在更广义的层面，胡适早已找到了他那“远为深奥”的“真正的最后解决”之道。1916年初他在致友人许怡荪的信中说：“适近来劝人不但勿以帝制撄心，即外患亡国亦不足顾虑。”他坚持认为：“倘祖国有不能亡之资，则祖国决不致亡。倘其无之，则吾辈今日之纷纷，亦不能阻其不亡。”目前所应该做的，是“打定主意，从根本下手，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这造不能亡之因的办法，就是他一直强调的兴教育办国立大学。胡适重申，一国无高等学位授受之地，则“固有之文明日即于沦亡，而输入之文明，亦扞格不适用，以其未经本国人士之锻炼也”。[43]
胡适已在考虑固有文明的沦亡和输入文明的收受问题，识见确高于时人。但他在“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的时候，却可以置祖国目下是否即亡于不问，逻辑上多少有些问题。
>>2023-11-27 16:09:47
>>那时回国不久的留美学生许肇南给胡适写信说：“在理，以吾国现在人心社会，若不亡国，亦非天理。”许氏据因果相寻之理以为，中国人“造孽太久”而不易解脱，“欲扬眉吐气，为强国之民”，要在好几代人之后了。现在只有像曾国藩所说，“不问收获，且问耕耘”，尽自己责任，“一息尚存，亦努力造因而已”。这些观念，后来胡适都爱挂在口上。他在几天之后，即已发展出所谓“活马做死马医”的观点。胡适也认为，中国当时国事败坏已达“不可收拾”的程度，小修小补已不能收效。必须“打定主意，从根本下手，努力造因，庶犹有死灰复燃之一日”。这里的“死灰复燃”，即是把中国视为已亡。胡适的理由是，对活马常不忍下手，姑息苟安的结果是“终于必死”。倒不如“斩钉截铁，认作已死，然后敢拔本清源，然后忍斩草除根”。
>>2023-11-27 16:10:30
>>他在《非留学篇》中明言：中国正处于“旧文明与新文明过渡之时代”，而中西新旧两文明相隔如汪洋大海，留学即“过渡之舟楫”。作为留学生的胡适，带回新的观点和批判的精神以助此“过渡”，即为他当然的志业。
>>2023-11-27 16:12:51
◆二 文学革命的社会诠释
>>胡适认为，文学革命能很容易就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白话文本身的简捷和易于教授”。
>>2023-11-27 22:18:41
>>胡适明确指出，文学革命就是要把“大众所酷好的小说，升高到它们在中国活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小说的地位升高，看小说的“大众”的地位当然也跟着升高。
>>2023-11-27 22:23:18
>>这等于就是说，一个人只要会写字并且胆子大就能作文。边缘知识青年一夜之间不降丝毫自尊就可跃居“上流”，得来全不费工夫，怎么会不欢欣鼓舞而全力支持拥护！
>>2023-11-27 22:23:28
>>胡适的主张既然适应了民国初年社会变动产生出的这一大批边缘知识青年的需要，更因为反对支持的两边都热烈参与投入，其能够一呼百应（反对也是应）、不胫而走，就不足为奇了。而且，如前所述，胡适写文章是有心栽花。他“抱定一个宗旨，做文字必须要叫人懂得”，为此而改了又改，就是“要为读者着想”。胡适关怀的不止是他自己是否懂，而且有意学梁启超，“要读者跟我的思虑走”。努力使他的文章“明白清楚”的结果是“浅显”，而浅显又适应了边缘知识青年的需要。同时，他作文既然不是“只管自己的思想去写”，而是“处处为读者着想”，有时或不免因为想象中的读者的缘故要收束或张大“自己的思想”，这或者使胡适所表述的未必总是完全代表他的本意（应至少代表了大意）。但这样与别人不同的一心一意从读者角度出发的苦心，在民初思想接收者渐居主动地位时，就给胡适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正面回馈。
>>2023-11-27 22:24:40
◆三 激进中的新文化运动
>>正如胡适所说：“今日所谓有主义的革命，大都是向壁虚造一些革命的对象，然后高喊打倒那个自造的对象。”新文化运动的文学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如此。其所攻击的八股、选学、桐城派，无一不是死老虎。胡适自己后来就承认，正是钱玄同提出的“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两句口号，“为文学革命找到了革命的对象”。[47]钱氏并非文学革命的发起人，只是后起的响应支持者，而革命的对象却由他来“找到”，其间所透露出的消息，意味就十分深长了。胡适所说的“找对象”，真是传神之语。钱玄同在提出“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两句口号之时即指出：“得此辈多咒骂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分。”想要“找对象”的倾向甚明。
>>2023-11-27 22:33:14
>>他在《怀念曾慕韩先生》一文中说：“过分颂扬中国传统文化，可能替反动思想助威。”这大约就是他一生反对颂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意所在了。
>>2023-11-27 22:34:17
>>这也反映了从士转化为知识人那一代人在身份转换时的某种困境。士集道统与政统于一身，对于眼前的国是，必须有以因应。知识人则相对要超然一些，对政治可议而不参，也可视而不见，待在象牙塔里完全不议。前者是新文化运动诸人所一意提倡，后者虽被鲁迅视为“新思想中了‘老法子’的计”，但确实是五四之后几年间许多知识人“自己愿意”的。[57]问题在于，读书人在社会意义上从士转化为知识人似乎比其心态的转变要来得彻底。或者说，士与知识人在社会意义上似乎已截然两分，在思想上却仍蝉联而未断离。民初的知识人虽然有意识要起新的社会作用，扮演新型的社会角色，其心态却在无意识中仍传承了士对国是的当下关怀。身已新而心尚旧（有意识要新而无意识仍旧），是民初知识人的许多行为在今人看来充满“矛盾”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其不全为时人所理解接受的一个根本因素。
>>2023-11-27 22:48:59
>>胡适也是这样。他的知识人训练使他考虑问题总是从长远着眼，而且有时恐怕是太长远，结果提出的解决方案就不免脱离当下的实际，难为人所理解。胡适在1937年致翁文灏的信中将其注重长远之计的意思说得很明白。他以为像北大这样的国立机关“仍宜继续为国家打长久的算盘，注重国家的基本需要，不必亟亟图谋适应眼前的需要……我们所应提倡的，似仍在社会不注意的纯粹理论科学及领袖人才的方面……无用之用，知之者稀。若吾辈不图，国家将来必蒙其祸”。[58]这话虽是新文化运动后二十年才说的，却与他早年的思想殊无二致。而胡适的士大夫意识又促使他关心眼前的国是，必须对当下的国事做出反应；不只是议政，而且必须要提出解决的办法。
>>2023-11-27 22:49:27
>>且胡适又特别注重青年，不管别人听不听，总要对他们说法。
结果胡适实际上是在同时向至少两方面的人说不同的法，但听众却未必总是了解他每一具体的“法”是在向谁说。当其对某一方面所说的法为别的方面听到时，自然不知其所云何意。且胡适这些“我们”有时说得顺口，或来不及分辨听众时，也常将高级机关应注重的事向大众说法，或反之。由于收发者心态不是同时，视点不相接近，则说者自说自话，听者各取所爱，就发展成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情景，未能形成今人所谓的共同思想言说。结果是大众常觉不知其所云，而高级机关如北大倒培养出不少更关心“十字街头”而少注重象牙塔的学生。20年代清华国学院鼎盛时，清华人常以为北大人只会搞运动，真正做学问的人还在清华，不是没有原因的。
>>2023-11-27 22:51:25
文革并非空穴来风。
>>边缘知识青年行动起来之后，其激进通常是远过于其老师辈的。五四时如果要在胡适与陈独秀之间划一条线，很可能毛和恽都会站在胡一边。但他们后来在共产党内，都觉得陈独秀右倾（即保守）并努力反对之。几年之间，两代人“进步”的速度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由于激进大趋势的驱动，五四以后中国出现老师向学生靠拢的历史现象，这一点后文还要讨论。以胡适写文章从读者角度出发的取向，即使他并不有意追随学生，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受他们的影响。所以，边缘知识青年的影响很可能也是使胡适无意中走向激进的一个因素。
>>2023-11-27 22:54:39
>>以前不少人将新文化人的激烈反传统归因于传统的压迫，实际上恐怕主要不是这么一回事，反传统至少部分是有意以西方为本位的结果。在传统没有粉碎和新旧没有打成两橛的情形下，康有为革新孔子，章太炎发展庄子的齐物论，虽然已搀和不少西洋内容，总还是在传统中寻找资源。这与五四人完全以西方的民主和科学为武器相去甚远。章太炎的齐物论融会佛老，“以不齐为齐”，在精神上恰上承晚清诸子学兴起时的多元倾向，同时也体现了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温故而知新”的传统精神。这与五四人接受的近代西方必破而后立的取向正相对立。五四人之接受破而后立的取向，一方面是受中国近世思想激进化的影响，同时也更进一步推动了这一激进化的进程。
>>2023-11-27 22:56:55
>>林纾是自认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胡适的自信超过林氏，以为他已能知其所以然；但比胡更激进也更“新”的郭氏却主动置胡适于当年林纾类似的位置，这大约就非胡适始料所能及了。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的激进化，的确是日新月异！
同盟会时代的广东革命党人钟荣光曾对胡适说，他那一辈人，“力求破坏”，也是不得已。因为中国政象，本已是大厦将倾，故他那一辈人“欲乘此未覆之时，将此屋全行拆毁，以为重造新屋之计”。而重造之责任，就在胡适这一辈人。所以他主张胡适等“不宜以国事分心，且努力向学，为他日造新屋之计”。如果胡适这辈人也随钟氏一辈之潮流而漂流，“则再造之责，将谁赖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胡适本是想要进行建设的，因为上述的种种原因，他也和他那一辈新文化人一样，不久仍以破坏责任自居，而且总觉破坏得还不够。
>>2023-11-28 09:22:00
◆一 初到北大
>>鲁迅曾说：“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的确是光明得多。”那时他也“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但从民国2年起就渐渐坏下去。“其实这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9]这段话充满隐喻，把时人关怀的转变表述得非常生动。而且，希望之后的失望所带来的悲愤，又远过于本无希望时的痛苦。其容易走向激进，自不待言。
>>2023-11-28 09:32:04
>>如余英时师所说，民国初年“一般中国知识分子所最感困惑的是中学和西学的异同及其互相关系的问题”。这是当时学术思想界亟待解决的中心问题。晚清思想界对此的共同看法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梁启超所说的“举国以为至言”；而且这一思想格局“一直延续到‘五四’前夕都没有发生基本的变化”。
>>2023-11-28 09:33:44
>>最谙西学并一直反对“中体西用”观的翻译大家严复，本来就认为中西各有体用，老年仍持此基本观念，但在应用层面上，则有根本的转变。以前他事实上是在主张实行全盘西化，但心中暗自希望西化虽不成，却可退而得到将中西学“合一炉而冶之”的实际结果。晚年严复主政北京大学时，肯定这一取向已成“虚言”，继续下去只能是“终至于两亡”。所以，他打算把大学的经文两科合并为一，“尽从吾旧，而勿杂以新”，通过完全讲治旧学来“保持吾国四五千年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10]
可以说，早年的严复所说的确是文化整体论，但他与西人要么拒斥要么接受的文化整体论有区别，认为文化不可分却可合，在实践层面与“中体西用”观以文化可分论来寻求中西文化的会接还是相通的。但严氏到晚年则进一步接受了西人的观念。严的本意是要发展中国文化，既然文化不可分也不可合，中西结合之路走不通，当然只有回过头维系自己的文化传统，继续翻译西学也就失去了时代意义。所以严复看上去的“保守”实是他个人的进一步西化。对严复这样真懂西学的人，西与新和中与旧之间并不像一般国人那样划了等号。可是严只是特例，大多数人并不能理解他，也不曾跨出“中体西用”的框架。
>>2023-11-28 09:34:34
>>在他那篇著名的《新思潮的意义》中，胡适同时提出：“新思潮的惟一目的是什么呢？是再造文明。”具体地说，“新思潮的手段是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而新思潮对中国旧文化的态度，是一面“反对盲从，反对调和”，一面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也就是“整理国故”；其将来的趋势，“应该是研究人生社会的切要问题”。这就是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整体观念。
>>2023-11-28 21:06:37
>>用中国的传统字眼说，西方的长处和中国之短处就在于是否以科学精神“经世”。
>>2023-11-28 21:10:22
>>胡适自己虽然走过一段“实业救国”的路，但在讲“科学”时甚少往“技术”方向走（讲到西方的物质一面时也一定要提高到“文明”层次），与我们今日将“科技”完全合起来讲，迥然不同。他之所以不惜被人诟为脱离现实，终生在考据一面用功，实在因为他的内心深处只此一端才是中西平等的。身处中西文化边缘的胡适要扮演“传教士”，故不得不尊西趋新；但落实到具体层面，他还是在与西方“较劲”。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于尊西趋新的胡适却恰好在“国学”领域里造成一场“学术革命”，就不难理解了。对中国自身的学问而言，胡适的思路和作用大致都可以“批往开来”四字概括之。一方面，他确实有意与当时的社会变动和社会思潮“里应外合”，这可以从他指明的新思潮将来的发展方向看到；另一方面，他提出的“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国故”在一定程度上正适应了中国学术思想演变的内在理路。
>>2023-11-28 21:12:28
◆二 截断众流的新典范
>>1919年2月出版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之所以能够震动一世而建立“史学革命”的“典范”，就因为其“所提供的并不是个别的观点而是一整套关于国故整理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
>>2023-11-29 11:54:32
>>狭义者即余英时师说的“开启了新的治学门径”，对具体的学术研究起了“示范”的作用。举其小者，胡适所开的风气，就包括写作的格式。冯友兰说，传统的表达方式，论者无论有无己意，都是以注经的形式出之。即把经典的原文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作者的意思则以小字书之。胡适反其道而行之。“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古人的话，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
>>2023-11-29 17:11:36
◆三 思想与方法
>>唐德刚先生曾将胡适的治学态度与冯友兰的相比，他以为前者是“无征不信”，不肯犯错误；后者是“举一反三”，有所得就先发表出来，以后再来改正错误不足之处。从这方面看，胡适对西人治学的领会，实不如冯。对西人特别擅长的系统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本领，胡的追随也不如冯。胡适的《哲学史》几十年很少被西人引用，而冯著却几乎是人人必提，多半因此。
>>2023-11-29 21:26:22
>>1922年初，胡适做完《章实斋年谱》，自叹为此“费了半年的闲空功夫”，感到“作学史真不容易！若我对于人人都要用这样一番工夫，我的《哲学史》真没有付印的日子了！我现在只希望开山辟地，大刀阔斧的砍去，让后来的能者来做细致的工夫”。可知胡适做学问着意所在，主要还是开辟的一面。这是胡适病过且要大病之前，已露出疲劳之态，不那么能刻苦了。
>>2023-11-29 21:39:39
>>不过，这次的疲劳之态已透露出他的《哲学史》真可能写不完了。胡适的《中古哲学史》写了三次，1919年在北大一次，在中国公学时一次，30年代再回北大后又一次，却都未完成。胡适真是只写前半部书啦。他后来说是因为写到禅宗，有了疑问，就写不下去了。这是他一贯的“展缓判断”的态度，应该是可信的。唐德刚先生对此有进一步的诠释：胡适既要坚持自己提倡的“小心求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同时又受其盛名之累，不能随便犯错误，让人抓住小辫子。结果搞不清佛教问题就无法把中古哲学部分写下去，而同样的因素又使他连佛教的问题也始终没有搞“清楚”。
>>2023-11-29 21:40:34
◆一 并非不得已
>>另一方面，胡适的谈政治很可能也因为学问做不下去了。他谈政治恰在其《中古哲学史》写不下去，颇觉不知做什么好之时。胡适在1921年7月8日的日记中说，去年他病中曾有《三年了》的诗，只成前几节，第一节云：“三年了！究竟做了些什么事体？空惹得一身病，添了几岁年纪！”现在回想他“这两年的成绩，远不如前二年的十分之一，真可惭愧！”
>>2023-11-29 22:02:10
◆三 国际的中国
>>50年代胡适有点落魄时，唐先生曾建议胡适读过书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当道”聘用胡适教汉学研究，可是对方“微笑一下”反问道：“胡适能教些什么呢？”那种对胡适敬而远之、其实也不十分看得起的消息在微笑中表露出来，真是别有一番滋味。故唐先生叹谓：“胡适之的确把哥大看成北大；但是哥大并没有［像北大那样］把胡适看成胡适啊！”[41]许多与胡适一样提倡世界主义的非欧美人，的确愿意把西方当作他们的“世界”，可是这个“世界”却没把他们看作“世界公民”！
>>2023-12-01 09:03:23
◆一 暴得大名不祥
>>50年代胡适曾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东方图书馆任馆长，另外大约还有什么象征性的头衔，但他却对人说“我在普林斯顿教过两年书”，也可见其爱名之一斑。
>>2023-12-02 15:32:23
◆二 我称他皇上
>>但是新人物的代表胡适居然见旧传统的一个象征逊清皇帝，确曾引起很多人的非议。除了个别报纸外，大部分的舆论用胡适的话说都是“猜谜的记载，轻薄的言论”。约两个月后还有人在传播什么“胡适为帝者师”和“胡适请求免跪拜”的说法。其实在溥仪一边，情形也大致相似。他回忆说：“王公大臣们，特别是师傅们，听说我和这个‘新人物’私自见了面，又像炸了油锅似地背地吵闹起来了。”可知这事还真有点两边不得人心，民初时新旧之间的成见，的确不浅。
>>2023-12-02 15:38:08
◆一 从威尔逊到列宁
>>如果说新文化运动的老师辈比较倾向于美国的取向，俄国的十月革命对中国青年学生发生的影响则显然更强烈。傅斯年在1919年初已认为“俄之兼并世界，将不在土地国权，而在思想也”。而威尔逊在凡尔赛和会上对中国的“背叛”，恰摧毁了几年间美国在中国的影响。以前颇吹捧威尔逊的陈独秀也不得不认为他“好发理想的大议论”，其实又“不可实行”，决定送他一个诨名，“叫作威大炮”。此时正值新俄（新字要紧）发布放弃条约权利的《加拉罕宣言》，立即在中国各界引起极大的好感。
>>2023-12-02 15:52:33
>>陈独秀在1918年底所做的《每周评论》的《发刊词》中，还曾称威尔逊为“世界上第一个好人”。到1923年12月，北大进行民意测量，投票选举世界第一伟人，497票中列宁独得227票居第一，威尔逊则得51票居第二。威尔逊从“第一好人”变为“第二伟人”，正是由美到俄这个榜样的典范转移趋于完成的象征。故吴宓慨叹道，几千年来孔夫子在中国人心中的神圣地位，“已让位于马克思和列宁”。若仅言新文化运动那几年，则把孔夫子换为威尔逊倒更贴切。[6]重要的是率先转过去的是五四的学生一辈。余英时师说，马克思主义一类思想在中国社会上的广泛传播，“最先是大学生受到感染，然后再一步一步地影响到教授阶层”。[7]新文化运动的老师辈由威尔逊向列宁的转移，恰证明这样一个学生影响教授的过程。
>>2023-12-02 15:53:10
◆二 英美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
>>19世纪美国思想界对英国情形所知最悉且追随亦紧，当社会主义在英国渐成显学时，其在美国的影响也日大。我们今日讲19世纪的社会主义思想，多侧重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一面。殊不知其本身也有甚强的正面道义诉求，而这正是它在当时吸引人之处。在进步主义初期的1880年前后，社会主义在美国知识界非常风靡。而且美国知识人对社会主义的欣赏，不仅因其对工业社会弊病的反应似乎比经典自由主义更切近，更主要的还是社会主义对新教平等博爱道义精神的承接。
>>2023-12-02 16:00:13
◆三 社会主义对中国士人的吸引力
>>社会主义从新教平等理想发展出来的经济平等思想，最合于中国传统的均富观念。同时，社会主义强调公领域对私领域的干预作用以期达到国家的最快发展这种观念，也极易为贫弱中国的知识人所接受。
但是社会主义对中国士人的吸引力同时还在于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2023-12-02 16:03:54
>>胡适在1922年4月28日的日记中说，那天他上课讲的就是王莽的社会主义政策。他以为“我们向来太冤枉王莽了，我近来仔细研究……才知道王莽一班人确是社会主义者”。不久，胡适就写成并发表了《王莽——一千九百年前的一个社会主义者》一文。
>>2023-12-02 16:07:47
◆五 苏俄走的是美国路？
>>当然，胡适也不止听信苏俄的“一面之辞”，他与那时恰在莫斯科的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C. E. Merriam两次交谈，第二次更“谈甚久”。胡适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Merriam）以政治学说史家的眼光看苏俄，感想如何？以一党专政，而不容反对党的存在，于自由的关系如何？所谓Dictatorship的时期究竟何时可终了？既不许反对党的存在，则此训政时期岂不是无期的延长吗？”Merriam答复说：“此间作此绝大的、空前的政治试验，自不容没有保障，故摧残一切所谓‘反革命的行为’是可以原谅的。向来作Dictator的，总想愚民以自固其权力。此间一切设施，尤其是教育的设施，都注意在实地造成一辈新国民，——所谓‘Socialistic generation’，此一辈新国民造成之日，即是Dictatorship可以终止之时。”胡适基本接受这一解释，以为“此论甚公允”。
>>2023-12-02 16:22:13
>>苏俄真正打动胡适的，大约还是一个法国人告诉他的：“俄国最大的成绩是在短时期中居然改变了一国的趋向，的确成了一个新民族。”这或者让他回想起Merriam当初类似的观察，即苏俄“一切设施，尤其是教育的设施，都注意在实地造成一辈新国民”。而这正是胡适毕生想在中国实现的最高目标，他不禁感叹道：“这样子才算是真革命。”[84]后来的历史表明苏俄有那样的改变实在只是个神话，但当时有胡适那样看法的不在少数。
>>2023-12-02 16:25:54
◆六 社会主义是西洋近代精神文明
>>胡适晚年说，他到1941年就已看破社会主义而不再向往。这个时间略可商讨。那时他的确已讲到集权和民主的斗争，不过仍把苏俄划在民主一边。至少他对“新俄”的梦想还持续了几年。但胡适对社会主义和苏俄的推许是从现代自由主义立场出发，大约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一立脚点他基本未曾移动。同时，胡适也从未放弃对美国民主模式的坚信，他说苏美走的是一条路，是因为他认为苏俄是曲线在走美国路。且美国在三四十年代罗斯福当政时期的许多“新政”举措恰好也能印证和支持胡适对西方文明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趋势性预测。
正因为自由主义立场坚定，胡适在40年代中期已渐渐认识到他多年“对苏俄那样热心的期望”不过是场梦。前面说过，胡适一开始接受现代自由主义就有民族主义的因素在起作用（把“对某一个人的自由的约束是其他人自由的条件”这一现代自由主义原则推广到国际关系上，就是一国不能干预他国之事）。最终使胡适放弃“二十多年对新俄的梦想”的，是《雅尔塔协定》和战后苏联对东北的清洗。崇尚西方的自由主义者胡适毕竟还是站在民族主义的基点上。
>>2023-12-02 16:30:09
◆二 主动呼应国民革命
>>但在1922年6月3日，胡适与蔡元培联电孙中山，劝其结束护法之役，以国民身份为国尽力。此举遭国民党人痛诋之，友好时期就暂停了。胡适此时正与“好政府”诸人往还密切，多少有保全中央政府以维系全国统一之意，所以在同月《努力》的时评“这一周”里说陈炯明推翻孙中山在广东的势力是“一种革命”，斥孙为“倒行逆施”，更受国民党人攻讦。
>>2023-12-02 17:23:43
>>但是鲍罗廷的象征不止于此，他还给中国人带来了苏俄政党那种善于组织的功夫，这是胡适最为推崇的。胡适告诉英美听众：西方虽然给中国带来了现代科学和文明，但迄今为止中国人仅得其皮毛，并未真正学到什么东西。只是通过苏俄对国民党的援助，中国人才第一次学到了一些实质性的内容。胡适是把苏俄视为西方的一部分的（西人自己对此有歧议）。他称赞俄国人帮助国民党人把一个老旧的政党在新的基础上组织起来，而国民党人学到的俄式西方组织功夫，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以来学到手的第一项真本事，具有里程碑的重大意义。
胡适高度赞扬国民党的军党一体化制度，他认为，各级部队设党代表和“全党也多少在军事纪律约束之下”，使国民党的军队和政党“实际上已成一体，至少也是连锁式地结合起来了”。
>>2023-12-02 17:27:03
>>然而，高梦旦所说的“兵祸党狱，几成恐怖世界”，并非无稽之谈。北方固然在其管辖境内以捕杀教授学生的方式“讨赤”，但主要发生在北京，规模其实不算太大。在南方，先是出现了两湖地区工农运动的“过火”，被当时一些中外人士认为是“赤色恐怖”；而随后出现的“清党”运动，大量的青年学生在此运动中丧生，被中外人士认为是更可怕的“白色恐怖”。主张反共的美国记者索克思就公开说南京等地“清党”造成的“白色恐怖”更甚于两湖的“赤色恐怖”。[26]周作人当时即指出，“清党”的实质就是“以思想杀人”，这是他“所觉得最可恐怖的”。[27]“恐怖”二字的频繁出现，的确揭示了那时许多人对“清党”的当下观感。
>>2023-12-02 17:37:16
◆三 “白色恐怖”的刺激
>>对不少趋新知识人来说，更使他们痛苦的毋宁是在新旧之争中的南方新派杀起人来不仅不比旧派的北洋军阀差，而且更有过之。周作人说，过去“普通总觉得南京与北京有点不同”，但许多“青年朋友的横死”，而且大都不是死于战场，却是“从国民党里被清出而枪毙或斩决”，即“死在所谓最正大的清党运动里”，显然提示着南京不仅与北京没有多大不同，在杀人上恐怕还胜过北京。《现代评论》一位署名“英子”的作者说：湘鄂因土豪劣绅之名杀人，北方以三民主义之名杀人，南京以共产党之名杀人，实际上都是“为了政见不同的杀人而杀人”，结果是“湘鄂愈杀反共产人，苏粤也愈杀共产党人”。
>>2023-12-02 17:38:14
>>周作人认为，那时“统一思想的棒喝主义”正弥漫中国，这比“守旧复古”更加“反动”。北方的“讨赤”固然属于“棒喝主义”，南方的“清党”亦然，“因为它所问的不是行为罪而是思想罪”。对周氏这样的新文化人而言，“新派”在负面行为即“以思想杀人”方面超过旧派，隐喻着中国的没有希望（即“新的”中国实际也将是“旧”的，而且更“旧”），这是最令他们痛苦的。略带讽刺意味的是，当在总体上属于新派的国民党也大肆杀人之时，许多反传统的新派人竟不约而同想起了孔孟之道。周作人和《现代评论》那位署名“英子”的作者，都想起了孟子的名言：要使天下“定于一”，则只有“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周作人说：“这句老生常谈，到现在还同样地有用。”英子则说：“这是一句好象极迂阔的话，可是我们希望革命首领们不要忘记了它。”
>>2023-12-02 17:39:08
>>正如高君珊在1928年8月时所说：“吴先生我是素来所拜服的。但最近一年来的行径与前大不相同，如关于陈延年被杀后的所云，如蒋结婚时之捧场演说等等，都大大的损其人格。”[33]
素有名望的知识精英的这类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进一步损毁了民初知识人所凭借的士的余荫。胡适当年出席善后会议已使趋新知识精英在激进青年中的名声受损，他在五卅事件后曾劝学生专心读书，不必管这些事。结果汉口《晨报》在1925年10月1日发表社论说，“世所公认为新文化运动之先进”的胡适如此，说明中国的“学者不可信，学术不可凭”。[34]这或许只代表激进一派人的想法，但其所表达的知识精英与一般人的疏离无疑是存在的。吴、蔡在“清党”中的表现加剧了知识精英退出社会领导位置的过程；边缘知识青年能逐步走上政治运动的领导地位，与知识精英某些自损形象的行为不无关联。
>>2023-12-02 17:46:16
◆五 “诤臣”与“诤友”之间
>>但促使胡适公开表态的导火线则是1929年3月国民党上海市代表陈德徵在三全大会上提案，主张处置反革命分子不必经司法机关，只要党部定案即可交法院处置之。胡适“实在忍不住了”，即给司法院长王宠惠写信说，“近来国中怪象百出”，而陈之提案为“最可怪者”。他问身为“研究法律的专门学者”的王氏，“在世界法制史上，不知哪一世纪哪一个文明民族曾经有这样一种办法，笔之于书，立为制度”？后来王宠惠复信说此案“并未提出，实已无形打销”，语尚平静。但胡适三十多年后的回忆则说“过去我和亮畴先生闹翻了”，可知此事在胡适心里并不那么平和。他以为，从前清到民初都能维持司法独立，“到了亮畴先生，他手下的两个人在上海的胡闹，把这个制度搞坏了，我很生气”。[60]
那时胡适已决定站出来说话，故将他的信交国闻通讯社送各报，却不能刊出，但陈的反攻文字倒先在报上出现了。陈不加掩饰地指出：在以“国民党治中国的今日，老实说，一切国家底最高根本法，都是根据于总理主要的遗教”。违反者“便是违反法律”，“便要处以国法。这是一定的道理，不容胡说博士来胡说”。这样的逼迫，恰使胡适更觉不能忍。于是他针对陈德徵的观点写出了第一篇正面攻击国民党的文章《人权与约法》。
>>2023-12-02 18:00:19
>>胡适早在1927年的公开演讲中就提出，解决中国“赤化”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赶快促进物质进步。因为物质上的满意可使人生观改变一新，人生中如果物质方面宽裕满意，则“赤化”之说不攻自破。[70]这是胡适的基本思想。他正是希望以社会民生问题的解决来达到对内釜底抽薪，绝共产党动员民众的基础，以实行半自由主义半社会主义的新型计划政治；复因内政的改良而使列强能同意修订不平等条约，进而解决对外的问题，最后通过“物质上的满意使人生观改变一新”（演讲记录虽未必是胡适的原话，大体与其观念相符），实现其为中国再造文明、变中国为一个面目一新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大目标。
>>2023-12-02 18:02:30
>>但胡适虽然一度主动认同于国民党，国民党却未必认同于他那新文化运动。从北伐一开始，胡适就担心能打仗的蒋介石能否成为“政治家”，他一直关心的也是能“革命”的国民党是否有眼光和能力实行他希望的“有计划的政治”。“党治”初期的经历已表明，国民党政府不仅不曾专心办教育，而且还要“党化”教育，这样当然无法朝着胡适希望的民主方向发展。后来的发展说明，国民党实际是想要“党化”一切，这个政策与胡适的自由主义立场相距越来越远，他终于不得不与其一度试图认同的国民革命发生了尖锐的冲突，站出来做“诤友”，专门讲人权问题。
>>2023-12-02 18:05:23
>>不过，促使胡适站出来批评“党治”的最主要因素，还是他要“澄清天下”或做“社会的良心”的那种新旧读书人都有的责任心。也就是他后来所说的“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中国“今日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故虽然知道未必就能救火，仍希望“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
>>2023-12-02 18:06:22
>>进而言之，不论从中国的传统原则还是西方的近代理论看，一国的中央政府显然是“国家”的主要象征之一。在实际政治层面，要将“政府”和“国家”区分开来更非易事，尤其是在遇到外患的时候。结果，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外患造成的危急时局又把胡适逐步推向当政的国民党，他又不得不在国难的压迫下逐渐维护他所不欣赏的中央政府，逐步缓和了他对国民党当局的对立，先从讲“人权”退到讲“民权”，后来连“民权”也不讲了。
到抗战爆发，在真正的国难面前，胡适完全放弃了他年轻时所说的可以让国亡了再来救的观念，他的爱国观已从理想转到现实层面。此后他更打破不做官的誓言，出任驻美大使。用他受命出使美国时的话说：“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了。”
>>2023-12-02 18:08:03
>>正因极为珍重中国来之不易的四大国成员这一地位，过去批判国民党的胡适就正式认同于国民党政府，在国共之争中旗帜鲜明地站在国民党一边，后来更追随国民政府到了台湾。从他不久就支持创办《自由中国》杂志看，胡适又何尝不知道国民政府仍是一党专政的政府。但为了中国来之不易的“国际威望”，胡适不得不取一种“宁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的态度，终其生维持他对国民政府的认同。然而，胡适晚年最具诡论意义的现象，就是他为反共而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却不为同样反共的国民党所接受。这样，《自由中国》杂志的兴衰，也就揭示了中国自由主义本身的命运。
>>2023-12-02 18:09:22
◆第十二章 余论：《自由中国》与中国自由主义
>>如前所述，胡适其实一直不那么欣赏国民党的统治，在努力维护中央政府的同时，仍尽量争取有限的自由和民主。国民党退居台湾之初，胡适滞留美国，尚存观望之心。但由于美国真心接纳胡适之人不甚多，而他又要保持中国士人的脸面，故即使饿饭，也不愿“到洋衙门去看人脸色”。[1]不过，胡适要维持这一点，也就不得不于1958年到台湾就任中研院院长之职了。
>>2023-12-02 18:40:46
>>徐既然奉承错了人，请来其思想的对立面，大约从那时起就对胡十分不满。蓄积既久，怨毒转深，骂起人来不觉就忘了自己那时已是一个学者的身份了。但以学者而出此村妇骂街的词语，就真有欲效小说中诸葛亮骂王朗之意，要置胡适于死地而后快了。后来有人说反胡派想乘胡适心脏病突发住院之际猛攻，手法狠毒，看来也不全是无的放矢。
胡适住院时，秘书等本想将此事瞒着，但到攻胡已发展到“立法委员”的质询而成报纸新闻时，就瞒不住了。胡适自己也开始收集有关文章，自称“我就是看了也不会生气的”。但他马上想起了当年杨杏佛骂他，他曾报以唐僧可舍肉以助其超生的故事，显然是已很生气，于是书写前人咏弥勒佛的对子以自解：
大腹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此公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可知他已觉此事“难容”了。到看了徐复观的骂人文章，气已甚大，自己也说徐的文章“真的看不下去了”。
>>2023-12-02 18:47:03
>>更重要的是，胡适这个“不可药救的乐观主义者”也确实还有深一层的希望。在内心的深处，他始终希望他的祖国、他的民族在他所构想的现代世界里在任何方面都不落人后，当然也包括在言论自由方面。别人只见他常说中国处处不如人，不知这正是处处在与人比，处处不欲落人后，其实也是一句“反话”！言下深藏的，恐怕是处处都要在人之上的长远抱负；与孙中山想要凌驾于欧美之上，可谓两心相通。这是他毕生的梦想、终极的追求。
>>2023-12-02 18:4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