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研究》2023年第4期（总第198期）

杨天奇，民族共同体、现代国家与新兴世界体系——以康有为民族论为考察中心

摘要 ：晚清以降，康有为等士大夫群体期望能合满、汉、回、蒙、藏诸民族构建一“华族”，以现代国家的身份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所谓“华族”“五族共和”乃至“中华民族”，本质是具有现代意味的“民族”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族群”。康有为等志士仁人虽未直接运用“共同体”理论，但在思考中能洞见疆域、文化、经济对社会改革的重要性，并依此对中国当时状况及未来给予深刻省察。康有为等努力倡建的“民族—国家”不啻为与新兴世界体系相对接的“现代共同体”。迨至今日，尽管民族国家是唯一得到国际承认的政治组织结构，但它仍是一个需要不断改进的概念。在新兴世界体系中，民族国家不仅要维护本国国界以内“国族共同体”的利益，更应在共同价值理念的框架下，努力探寻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新文明的构建路径与未来趋向。

陈徽，汉初儒道的天道观分歧及其治术思想之别——以《淮南子》和《春秋繁露》为中心

摘要：汉初儒道关于治术的有为与无为之争，本质上源于其天道观的根本分歧。对于天道的不同理解，既是儒道有为与无为之争的信仰依据，也体现为他们本质有别的天人感应说和工夫论。天道观的分歧也使得儒道的阴阳刑德思想表现出形似而实别的特点：尽管儒道皆主张阳尊阴卑并以刑德配阴阳，但二家赋予阴阳刑德说以截然不同的伦理政治意义，提出了迥然有别的治世主张。进而言之，儒道的有为与无为之争也可归结为文质之辨。如何看待此辨，关乎如何看待人性以及何为文明、文明何用等重要问题。在此，道家尚质抑文的价值取向及其无为之术所可能导致的风俗鄙陋、人心败坏之弊，随着汉初社会经济的发展越发显露出来。所以，武帝以后儒术得尊、经学昌明的思想文化局面的形成，不仅是儒家尚文重教的属性使然，而且是历史时势的必然选择。

吴倩，儒家乡治实践与新时代乡村振兴——析中华农耕文明对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借鉴意义

摘要：儒家乡村治理的实践智慧体现在“德治教化”“耕读家风”与“士绅精英”三个方面。德治教化是儒家乡治的重要特点，汉代三老制、宋明乡约等德治措施注重价值引导、内在自律，德治传统在当代经过创造性转化可与法治建设相辅相成，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家族是古代乡村社会的基本单位，耕读家风被历代王朝誉为道德楷模、乡治典范，传承发展耕读家风有助于以家庭建设为起点移风易俗、塑造文明乡风。以士绅为主体的乡村精英引导古代民众处理了大量乡村公共事务，现代乡贤不再局限于家世出身或道德领域，因地制宜地发挥新乡贤作用成为乡村治理灵活有效的政策选择。总之，农耕文明治理乡村的实践智慧必将在乡村振兴新征程中发扬光大。

郭萍，儒法邦交思想及其时代性省察——基于春秋时期齐鲁会盟的分析

摘要：儒法思想对于传统中国内政外交的主导性影响，早在春秋时期诸侯的会盟邦交中就有突出体现。会盟邦交以盟誓于神为保障，而疏于确立制度机制，因而“屡盟”不已，这正与儒法主导的传统邦交策略直接相关。通过齐鲁会盟的实例可知，奉行儒家思想的鲁国以施恩为首要邦交策略而慎于征伐，推行法家思想的齐国以征伐为首要邦交策略而辅以施恩，但二者都没有为交易谈判创造充分的空间。其原因在于儒法都不以实利交易为邦交的根本意图，而是一致期许通过邦交实现政治归附与文化归属，其实指向以华夏为中心的圈层式的“天下秩序”，以此为根本旨归的邦交思想是具有时代局限性的。在现代民族国家时代，我们必须重视支撑现代国际条约体系运作的“契约”观念，并尝试以此为重心对以儒法为代表的传统邦交思想进行现代性转化。【外交关系思想。儒家：施恩。法家：征伐。缺乏第三者：契约（实例交易）】

程水金 张俊华，从中国古代工匠文化传统验证庄子“以天合天”的设计思想——兼论《周礼·考工记》“鐻”的形制与功能

摘要：《庄子·达生》“以天合天”的设计思想，必须结合《周礼·考工记》“梓人为筍、虡”的相关记载以及中国古代工匠文化传统加以理解与验证。“鐻”是悬挂钟、磬之类大型组合乐器的木质结构，具有“承重”与“发声”的双重功能，雕刻猛兽作装饰，从而收到“击其所县而由其虡鸣”的美学效果。树木的原生形态与“鐻”体装饰动物之间天然的相似性，尤能凸显其“拨尔而怒”的猛厉神态。这种“以天合天”的设计思想受到先秦儒家与道家的双重思想影响：一方面，继承与发展了中国古代“审曲面势”的工匠文化传统，亦遵循儒家“天工”与“人工”完美结合的“知者创物”思想原则；另一方面，也是老子“大制无割”的政治思想在造物活动中的逻辑延伸，而且与庄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哲学有着更为密切的思想关联。【人工智能？】

陈佩辉，“美德经济学”与“哥白尼革命”：陈焕章儒家经济学的性质与定位

摘要： 自曼德维尔提出“私人的恶德，公共的利益”的悖论后，美德因妨碍经济发展而被驱除。亚当·斯密尝试给自利自爱正名，但仍未给仁爱的经济意义正名。陈焕章认为缺乏道德根基的放任主义只给强者带来利益，必致社会分裂和崩溃。为了阻止经济的去道德化，陈焕章认为社会经济秩序应该建立在道德和经济双重动机之上，并建构了以美德为中心的儒家经济学。向善的人性预设、美德主导分配、政府调节、适度竞争是其经济学的主要特征，这一新形态的经济学可以称作美德经济学。陈焕章美德经济学虽显粗略，但在理论上重启了经济的道德化进程，并与数十年后兴盛的经济伦理学和社群主义遥相呼应，可以说潜在地具有引发一场“哥白尼革命”的意义。

梁涛 韩述，《论语》臧武仲“要君”辨疑

摘要：《论语·宪问》臧武仲“要君”一章，历来注家多将“要君”解释为要挟君主，但是这种解释存在明显的问题。结合春秋时期世卿制度的相关规定，可知臧武仲“求为后于鲁”符合当时礼法。“据邑”并非要挟鲁君，而是震慑季孙氏、孟孙氏与公鉏。鲁君在这次政治冲突中，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所以“要”不应当解释为“要挟”，而是“请求”。孔子出于礼让的精神，对臧武仲的行为有所保留，但并非如以往注家所理解的，是批评臧武仲要挟君主。

华喆，《仪礼·昏礼》“问名”诸经说探赜——兼议礼教观念对于经说之影响

摘要：《仪礼·士昏礼》“六礼”有“问名”一节。郑玄认为“问名”目的在于询问女方姓名，归而占卜吉凶，唐代孔颖达、贾公彦等学者的疏解均不同于郑玄。清代大部分学者则将矛头直指郑玄，认为郑注有误。继郑玄之后，学者们的不同观点概括起来大致有五种之多。实际上，在如此纷繁的解说中，包括郑玄在内的学者们都受限于礼法名教，故此对“问名”衍生出多种认识。后世学者基于“妇讳不出门”的礼教观念，对郑玄注有不同程度上的误会，造成了众说纷纭的局面。

方勇骏，同途与异辙——20世纪20年代中、韩朱子学者关于“未发”问题的研究

摘要：民国初，浙江灵峰精舍学人与关中清麓后学之间就“未发”问题，展开持续数年的论争，甚至同时期韩国朱子学者也加入讨论。来自畿湖、岭南等不同地域性学派的韩国学者从自身学术传统出发，对中国学者不同的未发论给予分别支持。与此同时，韩国性理学传统中的若干独特概念和思想也通过这场论争，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中国学者的观点。两国朱子学者的这场学术交流呈现出同途与异辙的双重面相，推动东亚朱子学真正地实现互渗与互融。

张 悦 金圣基，韩儒丁茶山《周易》解释的修养论特征研究

摘要：丁茶山作为朝鲜后期实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其《周易》解释的主要学术贡献之一在于出入汉宋易学，通过批判继承汉代象数易学解释方法，提出了以“易理四法”为核心的易学解释体系。茶山《周易》解释的突出特点在于统合象数与义理，由卜筮而转出“成德”的人文意涵。这主要表现在，茶山充分肯定了《周易》作为卜筮之书与改过迁善之书的双重性质，既将《周易》作为卜筮之书从象数角度对其卦爻辞进行了解释，又试图探讨圣人作《易》之本旨，揭示了其道德人文的义理精神。由茶山之天道观和人道观出发，立足于其《周易》解释中提出的“顺天命”和“改过迁善”工夫，即可揭示茶山《周易》解释的道德修养论特质，即在实践中结合外在道德约束与内在道德自觉两种修养功夫。这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性理学重本体轻工夫、重内在道德自觉（内圣）轻外在道德实践（外王）的空疏之弊。

丁四新，新出儒家简牍文献及其研究

摘要：新出儒家简牍文献见于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安大简和海昏简等出土资料。从内容看，它们各有特点和重点。在这些简牍资料中，《诗》类、《书》类、《礼记》类、《易》类和孔子类文献较多，意义重大。目前，郭店简、上博简的研究已大体完成，清华简的研究在不断深入，安大简的研究正在展开之中。其中儒家思想的阐明及其相关问题的讨论，一直是相关研究的弱项。出土简帛文献为“走出疑古时代”说的提出奠定了资料基础，而学者的相关争论有助于此一学说的传播和修正。“走出疑古时代”说也有方法论的作用。

杨博，出土文献视野下的《论语》文本形态演进

摘要：安大简《仲尼曰》和荆州王家嘴《孔子曰》，体现西汉之前《论语》类文献流传的多样。汉代《论语》类简册的“单篇别行”，揭示出《论语》在定本之前的文本形态。经校理后的诸家《论语》文本，两汉时期一直在西北地区流传。魏晋以降，《论语》定本亦在西北地区的出土文献中得见。由战国楚地的前文本形态，至西汉时期的单篇复本流传，再到定本后的白文与注解普及本，出土文献已可基本恢复《论语》典籍萌芽、演生、定本至普及的历史进程。

易冬冬，儒家礼乐的新开展——贺麟的礼乐观

摘要：传统礼乐文明在近现代呈现为解体与重构的双重变奏。就对礼乐的现代性诠释而言，贺麟集民国学人之大成，强调礼的宗教性、道德性与艺术性的合一：一方面主张吸收耶教的精神以充实礼教的宗教性，这是对孔教派将礼宗教化的继承与超越；另一方面将康德在知识论中的先验感性时空引入行为领域，认为礼是道德律与由理性所规定的时空的合一，其时空标准，使得礼的行为具有艺术性。这是对王国维、梁漱溟、冯友兰、宗白华、朱光潜等人将礼艺术化的继承与发展。贺麟强调礼乐互渗，其对礼是道德的更高的艺术化阶段、礼教给人带来理性自由的系统论证，在中国现代思想史、美学史和艺术史上都意义重大。

张海龙，论唐君毅伦理思想的三重向度

摘要： 唐君毅的伦理思想至少具有自我伦理、文化伦理、境界伦理三重向度。在自我伦理中，唐君毅以“道德自我”之建立来抵抗内外诸恶，销解“自我中心”主义；以儒家的心性修养论作为自我疗愈的重要途径。在文化伦理中，唐君毅为人类各种文化活动奠定一道德基础，同时强调应以仁、义、礼、智之伦理原则来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会通。在境界伦理中，一方面人之精神、心灵境界随九境之转呈升进最终成就一真实之生命存在；一方面“心灵九境”框架本身具有重要的伦理判教功能和方法论意义。唐君毅伦理思想的三重向度之间通过“道德自我”来贯通，它们在逻辑上是一种递进的关系，并且都分别指向了儒家的精神及价值立场。

钱寅，从“原心定罪”到“以礼为断” ——清代公羊学的伦理转向

摘要：清代公羊学以常州之学为代表，而礼学考据一脉也有参与公羊学研究的倾向，以扬州学者凌曙为代表。凌曙的《公羊礼疏》开创了以礼说公羊的研究方法，将基于心性的公羊大义落实到实践层面，在学术史上有其独到的价值，引领了清代公羊学的伦理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