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幼蒸，记自学外语50年

记自学外语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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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往叙实B-F）（2006，10，2-8，改定） 

5、理论外语文字的读解 

严格说来，我的确未能“掌握住”任何一门外语。但为什么我会在八十年代比海外许多有西方文科博士学位的人能够更早些译介了现代西方理论代表作呢？因为当五十年代港台学术主流精神向后退并追求文化上“认祖归宗”之时，学习西学西文又主要是为了向世界弘扬中华文化之时，我的精神选择正与他们相反。他们莫名其妙地以为失去大陆是因为“数典忘祖”，所以1957年前后全面高唱国学复兴时，我在同一时间则认为中国人的当务之急是深入全面地理解西方文化和理论（这和应该在理论化的层次上深化国学研究的目标完全不冲突，甚至相辅相成）。后来到了国外，了解了这段港台思想史后，认为当时港台思想的“思古之情怀”，不仅是误判情势，而且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性格软弱的明确标志（因此我根本就不相信他们是因为对“民族文化”感情太深才决定全面“复古”的；这里含有一种也许连自己也未意识〔这并不减轻自己的责任，因为“不意识”也反映着态度的真实取向〕到的内在的功利主义。不能识此，就不能认识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色厉内荏”）。而对一个应对充满苦难的世纪担负相对责任的“文化精英”阶层不想批评、只想美化的共识，绝非见贤思齐，而是民族精神虚弱的“再表现”（夸祖以炫己）。也有许多文化精英把自己个人遭受的苦难当作个人脱责和荣誉补偿的理由，这也是一种性格软弱表徵（个人遭遇与个人选择正误并非一事）。不是说不应该深研国学，而是说应该在学术整体框架内首先讲求现代时期“深研”国学之理论和方法。

结果海外学人的“外文”本身当然比我们好得多，但他们长期以来较少利用外文来研读较艰难的现代外国主流理论，也就难以充分理解学术理论之意涵，因为后者是与“学术思想”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只和“外语”联系在一起的。即使有了外国学位，也须大量阅读理论类书藉才能确实掌握学术外语。他们在国外读学位时当然须读外国理论，但作为学生阶段的知识准备和可支配时间都还有限，关键是回国以后社会环境不再能促使他们继续深研下去。因为那时知识分子不是瞄着西方学术主流，继续奋进，而是纷纷转为颂扬祖先这条太方便的老路（“复兴”中华文化口号等于鼓励记诵旧章，天下有没有比这种因循守旧主张更懒惰的？）。等到后来见到大陆学人后，又很不服气大陆人怎么能在西学理论上比他们强。（再等到他们能够来大陆访问而可受到学界领导给予外宾的尊待时，才又恢复了他们的确比大陆学人高出一级的自信）今日海内外情况当然均已大变，西方理论成为两岸共同追求的时髦。但接着我们又遇到另一个有关研究态度的、更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了。今日两岸学类似，西化派和国学派旗鼓相当。但二者何其相似乃耳：都是在全球商业化大潮中朝向功利目标；也都是朝向“全球化”：即在西方出头露脸。因为所谓国学，其志向也在于获得“国际认可”。（正像中国的小说须待国际认可、中国的电影也须待国际认可一样） 

再来说明一下外语学习，理论研读和国外留学的关系。即使对于在西方读过学位的人，也不一定能较好掌握学术理论外语读物。因为这完全取决于在外读书的情况。留学生最大的问题是欠缺充分时间进行大量、细致、专注的阅读。至于词汇量，更须在本专业之外另行扩充，这又取决于该人是否热爱理论阅读。对于爱好学问的人，其实在不在国外并无多大关系。甚至于在国内的阅读时间还会超过留学生的外语阅读时间。“阅读时间”才是最根本的保障。但是误解往往发生在以为有了学位文凭，就等于学术外语过了关。但据我的观察，留学生能否掌握学术外语，特别是理论外语，完全取决于其阅读时间和阅读内容，而和其博士学位关系并不大。有了博士学位，回国后又不断继续努力，这是一回事，而如果仅靠博士资历，则其阅读能力可能相差很远。他们一回来就面临着自尊心压力。人们以为他们能够掌握外国高深理论，实际上相当多数人距离此境界还相差很远。对他们而言，别人的翻译作品也是解决他们自己专业所需知识的重要助力。不过，由于近年来学人比高比低，一些人不是努力诚实自我提升，而是比资历、比名气，他们以名利为目标，自然会“找各种窍门”来创造自我精通西学的形象。还有一些并无西学理论阅读能力而依靠地位、名气、粉丝而以汇通中西思想自诩者，反而是对青年人做出了错误的示范，引致青年同样夸夸其谈，“后现代”、“话语”不离口，实际上人云亦云而已。外语能力本身，西学资历，学术地位等等因素，都不是学术外语阅读能力的保证。保证只有一个；花时间阅读原著；为此你必须热爱选择的知识本身，因此你才能坐得住。强烈的求知欲才会促使你不畏烦难，以读为乐，日久必有所成。出不出国，其实并无多大关系。

【学界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