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建构中的怨恨
舍勒，《道德意识中的怨恨与羞感》，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一、论怨恨的社会学和现象学
>>“不报复的无能应被称为‘善良’，卑贱的怯懦应改为‘谦卑’，向仇恨的对象屈服应改为‘顺从’（根据他们对一个人顺从，这个人吩咐他们屈服，他们称这个人为上帝）。弱者的无害，他特有的怯懦，他倚门而立的态度，他无可奈何的等待，在这儿都被冠上好的名称，被称为‘忍耐’，甚至还意味着美德；无能报复被称为不愿报复，甚至还可能被称为宽恕（‘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干的是什么，只有我们才知道他们干的是什么！’）。他们还在议论‘爱自己的敌人’——而且边说边淌汗。”
>>2023-07-28 20:24:52
>>我们简要地用实事的特征表述或描述来代替给怨恨下定义。怨恨是有明确前因后果的心灵自我毒害。这种自我毒害有一持久的心态，它是因强抑某种情感波动和情绪激动，使其不得发泄而产生的情态；这种“强抑”的隐忍力通过系统训练而成。其实，情感波动、情绪激动是正常的，属于人之天性。这种自我毒害产生出某些持久的情态，形成确定样式的价值错觉和与此错觉相应的价值判断。在此，首先要考虑的情感波动和激动情绪是：报复感和报复冲动、仇恨、恶意、羡慕、忌妒、阴毒。
>>2023-07-28 20:25:57
>>怨恨产生的条件只在于：这些情绪既在内心猛烈翻腾，又感到无法发泄出来，只好“咬牙强行隐忍”——这或是由于体力虚弱和精神懦弱，或是出于自己害怕和畏惧自己的情绪所针对的对象。因而，就其生长的土壤而言，怨恨首先限于仆人、被统治者、尊严被冒犯而无力自卫的人。
>>2023-07-28 20:32:01
>>过分的“敏感”常常已经是性格中含有报复狂的征兆。
>>2023-07-28 20:35:03
>>最后甚至把报复冲动本身也强抑住，越是这样，报复欲就越容易转为怨恨。
>>2023-07-28 20:37:38
>>久蓄于心的强烈要求、极度的高傲与外在的社会地位不相称，特别容易激起报复感。
>>2023-07-28 20:38:09
>>报复感越是转化成报复欲，报复冲动的方向越是转向并不确定、只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对象范围，与此同时，报复心在对一特定对象的报复上越少得到满足，那么，报复冲动便越容易导致怨恨的形成。
>>2023-07-28 20:38:27
>>在一种不仅是政治的，而且也是社会的、旨在均贫富的民主制中，社会怨恨恐怕将是最小的。在一种有内在等级的社会制度下（比如印度曾有过的社会制度），或在一种等级森严的制度下，社会怨恨恐怕也会很小——事实上也很小。因而，忍无可忍、一触即发的怨恨必然储备在如下社会中：在这种社会中，比如在我们的社会中，随着实际权力、实际资产和实际修养出现极大差异，某种平等的政治权利和其他权利（确切地说是受到社会承认的、形式上的社会平等权利）便会不胫而行。在这一社会中，人人都有“权利”与别人相比，然而“事实上又不能相比”。即使撇开个人的品格和经历不谈，这种社会结构也必然会积聚强烈的怨恨。
>>2023-07-28 20:40:21
>>残疾人的怨恨是人所共知的；低能者和迟钝者的怨恨也如此。由于犹太民族（“选民”）具有无比强烈的民族骄傲，同时又遭到一种千百年来被感受为命运的鄙弃和贬斥，因此，如尼采恰切指出的，巨大的犹太怨恨，由骄傲和命运的共同作用促成（即得到了双份养料），而且，近来还特别由形式上与宪法相应的平等权利同事实上的贬斥的共同作用加强。除了天赋因素和其他原因之外，犹太民族极其强烈的盈利欲无疑也是其自我感觉在体质上变得紊乱的一个结果；这种盈利欲是对得不到与民族自我价值感相应的社会承认的过度补偿。
>>2023-07-28 20:42:30
>>怨恨形成的第二个起点是妒嫉、醋意和争风。
>>2023-07-28 20:44:31
>>对别人拥有财富而我们还在奋求感到单纯不快，还不是妒嫉；这种不快同样是通过某种方式（比如劳动、购买、武力、抢劫）去获取财富或其他同样的财物的动机。只有当以这些方式获取财富的尝试失败，无力意识产生出来之时，妒嫉才萌发。
>>2023-07-28 20:46:48
>>在所有这些情形中，怨恨的根源都与一种特殊的、把自身与别人进行价值攀比的方式有关
>>2023-07-28 20:49:46
>>一般说来，我们一直在将自我价值或我们的某一特性与别人身上的价值加以比较；每个人都在攀比：雅人和俗人、善人和恶人。谁给自己选择一个榜样，比如选一个“英雄”作自己的榜样，那他便在某种程度上与这种价值攀比相关。一切妒嫉、一切沽名钓誉都浸透了这种攀比
>>2023-07-28 20:50:36
>>雅人”在比较之前体验价值；“俗人”则只在比较中或通过比较体验价值。结构是这样的：“自身价值与他人价值的关系”，在“俗人”身上一般地变成其价值把握的选择条件。倘若不同时把价值看作他的自身价值的一种“更高”或“更低”、“更多”或“更少”的表现，就是说，倘若不将他人与自己、自己与他人进行衡量，他在别人身上就把握不住任何价值。
但是，在这种态度的一般基础上，此时出现了两个次类型；它们尽管有差异，但依力量的强弱、有无在进行比较时联系起来。“流俗地”进行评价的类型，其强力的次类型将变成“奋求者”，其软弱的次类型将变成怨恨型。
>>2023-07-28 20:55:57
>>在“竞争制度”中，实事性的职分及其价值的观念，原则上要在所有人之间的态度基础上才会展开；这态度便是希求更多、更大存在的愿望。于是，每一个“位置”都变成这场普遍追逐中的一个暂时的起点。在这种情况下，奋求之内在的无界限便是奋求之本原实质价值关联和质性价值关联全部失效的后果。
>>2023-07-28 20:59:30
>>兰克[13]则对自由主义的孩童式的进步史见解提出了他的高论：
据说，似乎成了附庸的这一代人本身并不重要，这一代人的作用只不过在于他们是通往下一代人的必由阶段；而且，他们与神性也没有直接关系。但我要说：每个时代都与上帝直接相关；每个时代的价值根本不在于其自己的产物，而在于其自己的存在本身，在于它自身的自我。[14]
进步追求与此处遭到驳斥的见解相符。进步追求的本质在于：不是特定的事物目的在指导追求和行动，而是对某阶段的单纯超越——即“破纪录”——成为推动一切的基本动机
>>2023-07-28 21:02:55
>>一种特殊的无力感是在自然地、无休止地变换的方向上展开的，不经这一无力感的中介，怨恨根本无法形成；因而，怨恨归根结底是“没落的生命”现象之一。
>>2023-07-28 21:09:54
>>脆弱的女人较具报复心，从其无法改变的个体品质来看，她总不得不与自己的同性争夺男人的欢心；这种女人所处的“境遇”一般如此。
>>2023-07-28 21:11:20
>>一般而言，任何思想方式都在较轻的程度上暗暗沾染了这种毒素，都认为纯粹的否定和批判具有一种创造力。“构成”了近代哲学之一部分的思想类型视为“给予的”和“确实的”东西，并不是自身明证的，而只是让自称反批评和怀疑的那个X起作用，所谓“毋庸置疑”，“无可争议”云云。这种思想类型沾染、浸透着怨恨。“辩证法”的原则同样如此。“辩证法”不仅想通过否定A产生出一个非A，而且还想产生出一个B［斯宾诺莎的“每一界定都是否定”（黑格尔）］。[26]人们抵达自己坚定信念的道路，不再是与世界和实事本身直接沟通；只有批判他人意见并通过这一批判，才会形成自己的意见，这样一来，对这些意见之正确性的所谓“准绳”的追求，就变成思考者至关重要的事情——无论情况如何，怨恨活动都笼罩着思维，伴随其始终；怨恨的虚幻的正价值和判断总隐藏着否定和贬值。
>>2023-07-29 14:06:38
>>在另一意义上，浪漫心灵类型在某种程度上总带有怨恨——至少在这样一种程度上：该类心灵所特有的、对过去历史上（古希腊、中世纪等等）某一国度的渴念，并非基于让该时代自身特有的价值和财富的特殊引力，而是基于一种内在的、逃离自身时代的运动；与“过去”的一切称誉和赞赏总具有一种共鸣的意向——贬低自身时代和现实的意向。比如，荷尔德林对古希腊的爱是一种本原的、正性的爱，是发自作家内心深处的、与希腊人气质相同的爱；而弗·施勒格尔对中世纪的渴念却浸透了怨恨。
在这里，怨恨表达的形式结构总是相同的：对甲表示肯定、赞赏、颂扬，并非因甲之内在品质，而是意在否定、贬低、谴责乙这一他者——只是没有直说而已。甲成了朝乙“打出去的一张牌”。
>>2023-07-29 14:06:45
>>能够基于怨恨的伦理价值判断从来就不是真实的，而是虚假的、基于价值假象的价值判断，以及与之相应的行动意向和生活意向。植根于怨恨的并非如尼采所言，是真正的人伦。真正的人伦基于价值的一种永恒的层级次序，以及与相应的明证的偏爱法则，而偏爱法则同数学的真理一样，“在审视上”（einsichtig）是极其客观和严密的。
>>2023-07-29 14:18:56
>>这是关于狐狸和酸葡萄的故事。在拼命追求一个人的青睐和爱情而一无所获之后，我们便容易不断在他身上发现新的负品质，或者“自我宽心”、“自我安慰”道：所欲求之事其实根本就“不那么重要”，并无价值，或并不如我们所以为的那么了不起，这里谈的首先只是语言措辞上的断言：某一事物，某一货物或人或状况，简而言之，所欲求的名目实物，根本不具备看起来如此强烈地吸引我们去欲求的正价值。
>>2023-07-29 14:22:14
>>对权力、健康、美、自由自在的此在和生活之类的正价值判断一般地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因而，怨恨之人不能理解、把握自身的存在和生活感觉，也不能证实它们的合理性。由于软弱、畏惧、害怕以及已融入有机体的奴隶思想，怨恨之人无法驾驭具有这些价值的本性和事物。他的价值感于是发生转向：“这一切都毫无价值”，将人导向他自己的幸福的正价值和优价值恰恰处于各种对立的现象（贫困、苦难、不幸、死亡）之中。在这种“升华的报复”之中（正如尼采所言），事实证明怨恨对于人的价值判断史，对于人的价值判断的整个体系史都具有创造力。它是“升华了的”，因为对强大、健康、富有、美好的人的仇恨冲动和报复冲动此刻全都消失了；人通过怨恨从这些激情的内在折磨之中觅得解脱。
>>2023-07-29 14:29:01
◆三、基督教道德与怨恨
>>古人把人的天性分为“理性”和“感性”，也区分塑造者和塑就者（Formendes and Geformtes），这是颇成问题的；而这种区分恰恰要求如此！在基督教伦理范畴中却与此相反：在价值上，爱巍然君临于理性范畴之上——爱“比所有理性都赐福更多”（奥古斯丁）。在关于浪子的故事中，这一点说得够清楚的了。[2]“挚爱”和“诚爱”与“爱欲”和“欲爱”被泾渭分明地、二元地区分开来，然而，在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概念中，爱的这两种类型却更具连续性，尽管他们也承认这两种爱并不处于同一层次。与此相反，基督教的爱是一种超自然的精神意向，这一精神意向打破并消除自然本能生命的一切正当性（比如对敌之恨：报仇和报复要求），使人进入另一全新的生活状态。
>>2023-07-29 21:42:09
>>基督教的观念与希腊人的构想截然对立。对此观念我想称之为爱之回返运动。这里，希腊人的爱之公理，即爱是自下而上的追求，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爱非自下而上，恰恰相反，爱表现为：高贵者俯身倾顾贫穷者，美者俯身倾顾丑者，善人和圣人俯身倾顾恶人和庸人，救世主俯身倾顾税吏和罪人——而且，与古人不同，并不害怕这样一来会有失身份，会变得不高贵，反而虔诚地确信会在这一“屈尊”行为之中，在这一降贵屈尊行为之中，在这一“有失身份”的行动之中抵达最高境界，亦即与上帝相似。
>>2023-07-29 21:43:08
>>根据基督教的见解，爱是精神的一种非感性行为（绝非现代人所体会的那种纯感觉状况），亦绝非追求和渴望，更不是什么需要。[7]这些行动有一个法则：即强烈地渴望将求取物弄到手；基督教的爱并不如此。爱是在自己的行动中成长的！[8]现在再没有什么合理的原则，再没有什么法则和“正道”——据说它们都不受爱的制约，都先于且引导爱之行动及施于各对象的行动的分配——根据对象各自的价值而定，但它们现在不再有效！所有的人，友人与敌人、善人与恶人、雅人与俗人，都是值得爱的。
>>2023-07-29 21:47:26
>>我提出的问题是：这一动向的回返由何而来？怨恨真的是这一回返运动的推动力么？
越是不断深入上述问题，我就越清楚：基督教的爱之根基完全与怨恨无关；但另一方面，基督教的爱理念又最容易受已有的怨恨利用，以表达怨恨，用基督教理念来矫饰怨恨感；因而敏锐的目光往往难分辨真正的爱与怨恨选择的表达爱的形式。
>>2023-07-29 21:48:36
>>肯定有一种自由奉献自身生命之财富、生命力之美好的自然充溢的牺牲。每一生物都具有与其他生物（按照这一生物同其他生物的相似特性而分为不同的等级）一同体验经历的能力；通过这一能力，我们有别于一切“死物”；在这一对照中，我们感到自己与其他生命体一致，利害攸关；面对这些生命体时出现的强烈牺牲愿望，绝不是可从本原自利欲望引导出的单纯的生命获取。这种牺牲渴望原本就是生命的一部分，并先于一切特殊“目标”和“目的”，就是说，计算、知性、考虑随之把这种“渴望”纳入“目标”和“目的”。我们事先并不知道为何故、为何事、为何人，但我们心中渴望作出牺牲！耶稣的形象自有性格特色，充满生机；透过他的话语中的比喻，这一形象不时闪出道道光辉；我们在这一形象中十分清楚地看到，他懂得这种自由的牺牲。
>>2023-07-29 21:50:24
>>“鸟儿没有粮库和储藏室，百合花既不工作又不缝衣，但上帝把它们打扮得像所罗门那样的荣华显赫”（《路加福音》12：27）；在他看来，它们是用来表现他关于生命的全部深刻印象的象征：忧惧对自身感官舒适的任情关注，与其说在促进莫如说在阻碍不由自主地令一切生命舒心惬意的创造力。“你们当中又有谁能借着忧虑多活几天呢？”（《路加福音》12：25）。对外在生命条件（衣、食等）的淡泊，在耶稣那里绝不意味着淡漠生命及其价值，从内心深处信赖自身生命力本身，是生命遭遇机体偶然事件时的一种内在自信。这种对生活处境的欢乐、轻松、勇敢、骑士般的无惧心态出自生命本身的深处——这种心态便是上述话语的源泉！自私自利、贪生怕死（死亡、恐惧在古希腊影响极大，以致有些哲学学派，比如伊壁鸠鲁[14]学派，以使人“摆脱死亡恐惧”为自己哲学的宗旨）是衰弱、贫乏的病态生命的征兆。[15]在生机最旺盛的年代，人对生命及其终局是无所谓的。这种无惧心态正是富有生命力价值的一种心境。
>>2023-07-29 21:52:59
>>并不是因为某人有病、穷、渺小、丑……，所以爱与牺牲之意愿指向他们，被动地涉身这种现象，而是因为肯定的生命价值本身（这个人的位格精神价值当然更是如此）根本不依赖于这些特征，并且远较这些特征深沉，所以，自身的充实生命就能够（因而也“应该”）克服面对这些现象时所产生的自然的惧怕反应和逃避反应，而包含在助人行动中的爱便使穷人、病人……身上的肯定价值得到展露。所爱的不是贫苦的贫、病者的病，而是隐于其后的东西，得到“帮助”的也不只是贫、病者身上的贫和病。如果说，阿西西的方济各[17]吻流脓血的伤口，甚至不捏死咬他的臭虫，而是任它们像住客店一样窠居在他的身上，那么，这些行为（只是从外部看）似乎是价值感觉反常和本能反常的后果。事实上并非如此。并不是对脓血不感厌恶或饶有兴趣，而是一种更深层的生命感与力量感克服了厌恶——生命与力量的感觉就是如此表现出来的！
>>2023-07-29 21:56:19
>>古希腊的爱之行为和理念的基本因素是生命之畏。高贵害怕成为卑贱，因为卑贱一直可能在销蚀高贵，高贵惧怕被卑贱拖下去。古代的“智者”缺乏内在自我和自我价值意识的坚定信念；这恰是基督教的爱的英雄和天才所具有的。
>>2023-07-29 21:56:54
>>真正基督教意义上的爱不是由爱不断源生的助人行动带来的裨益和促进作用来获得自己的价值。只有少许爱或根本就无需爱，裨益也可能很大；而充溢的爱带来的裨益也可能小。寡妇的几文小钱在上帝面前之所以比富人的奉献大，并不因为只是些“小钱”，也不因为奉献者是“贫寡妇”，而是因为她的行为本身表示了更多的爱！这就是爱！这就是说，价值的增长原来在爱者一边，而不在受助者一边！爱并非心灵的“慈善机构”；在爱与自己的福乐之间没有对立。人在失去自我的行动中，获得的是永恒的自我！人在爱之行为以及施予行动之中，是幸福的！因为“施予比受用更为有福”！促进人和社会福利的力量如恒河沙数，爱并非“也是其一”，更不因而才富有价值并使其载体卓越显著！因爱本身就充满价值，因而人充满爱是更高、更坚实、更丰富的存在和生命——生命的珍贵和标志就是爱的行动本身。至关重要的不是最大的福利，而是人际中的爱的最大值！相助是爱之直接的、恰切的表达，而不是爱的“目的”和意义。爱之意义只在爱本身：在于爱在心中充溢，在于爱之心灵在其爱之行为中的高贵。因而，基督教之爱这一真正概念与一切类型的“社会主义”、“社会伦理”、“利他主义”以及类似的现代附属品毫不相干。《圣经》中那位富有的青年聆教：他应该散去自己的财产，赐给穷人，这其实并非真为让“穷人”得到些什么，也不是因为这样一来就可使财产分配更有益于公众福利，同样也很难说是因为贫困本身就比富有更好，而是因为疏财这一举动表明了精神的自由和爱心之充溢，并使这富有青年变得高贵，使他“更富有”。
>>2023-07-29 22:01:27
>>古希腊的观念是：宇宙间有一种有限的爱之力量；所以，古人要求珍惜它，只应根据每个人自身内在的价值去施爱于每一个人。与此相对的观念是：爱的根源在上帝自身、在无限之中，上帝自身即无限之爱、无边之怜；随之，结论便是：必须爱好人和坏人、守法者和违法者、朋友和敌人，而且，恰恰是在对后一种人的爱中，才表现出最为真诚的超自然之爱。与此相反，古人却要求爱好人和守法者，恨恶人和不法之人——这一要求落了个“伪善”的臭名。从更宽泛的形而上学关联来看，上帝不仅是“造物主”（不再如原先那样只是一个观念、推动世界的完美存在），而且是“通体充溢爱的造物主”，他的创造（即“世界”本身），只不过是永不止息、不断奔涌的爱的动姿于瞬间凝聚的形象。
>>2023-07-29 22:05:32
>>然而，对待弱者、贱人、恶人的态度却另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躬身——尽管从表面看来与刚才论述的那种躬身颇为相似。这时，爱并非源于自身生命力之充溢、踏实的强健。它只不过是一个逃避自我的美名，一种永恒地自我厌弃的美名，这种自我厌弃是关注“他人”的前提，是无能“自持”（chez soi）的美名，根本差别在于，前者转向已见的肯定价值，乃是一切他爱中背离自己的自我的基础，后者的意向转向本就是一种背离自我，在外部寻求，以便在他爱假象中仇视其自身载体。这种“爱”基于恨——对自己的恨，对自身的不幸和衰弱的恨！这种心灵总处于躁动之中，要神游他方。一种恐惧自己、害怕见到自己的微不足道的心理驱使心灵献身另一位，但献身这“另一位”，并非因其具有肯定价值，而仅因为那是“另一位”，是一位“非我”。现代哲学的行话极为醒目地被称为“利他主义”，这是爱的许多现代的代用品之一！它并非是对爱之行动的奠基的肯定价值之观照，也不是肯定价值在爱自身之中的熠熠闪烁，而是一种纯粹的背弃自我、一种投身他人事务的行动。
>>2023-07-29 22:08:06
>>在基督教对弱者之爱的背后是指向更高肯定价值的真正的爱意向，而怨恨之爱是让弱者们为爱的意向的对象
>>2023-07-29 22:11:39
>>如果上述腔调宣称弱者们将因其种种困苦在“天堂”获得好报，“天堂”纯粹是尘世秩序的颠倒（“居首位者将转居末位”），那么，人们便可以清楚地感到，怨恨之人不过把无法对强者施行的报复转给上帝施行罢了，其目的无非是至少幻想以彼岸的奖惩机制使报复心得到满足，因为在尘世无力获得这种满足。怨恨的基督徒（Ressentimentchristen）的上帝观念的核心，依然是报复的耶和华，只不过他把自己的报复心隐藏在对“小人”的表面的爱之中而已。在这里，“上帝国”不再是有机地已然体验到的可见国度的联系。这样一来，出现在可见国度里并有效的价值法则和报应法则（Vergeltungsgesetze）只不过在“彼岸”获得最纯净、最完善的形态
>>2023-07-29 22:12:37
>>耶稣与穷人、病人、受苦的人、收税人的交往是他最主要的活动；在他身上甚至还有极为神秘、令人惊讶的倾向：对罪人的倾向（请见“淫妇”、“罪女给耶稣涂膏”、“浪子之喻”）；他的话语中带有一种淡淡的讽刺——否则他就无法谈论“善人和守法之人”；他在说“健康人不需要什么医生，可病人需要”、“我来不是为了叫守法之人忏悔，而是为了叫罪人忏悔”这类话时，他的讽刺简直罔昧难解，不妨想想他甚至拒绝别人称他是“良善”［“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呢？除了你们的上帝之外，再也没有良善的事”（《路加福音》18：19）］。——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使我相信这里有怨恨。我觉得，这些话的本义绝不是在解释福祉与上述负面性质（穷、病、苦）的一种肯定性的依赖关系（这种解释才是怨恨方向上的解释），而只是一种佯谬形式，以此解释；最高和最终的位格价值同富与贫、健康与疾病之类对立是不相干的。这个世界把按照地位、财产、生命力和权力排列的人看作最终的伦理价值和位格价值的映象，已成为基本的倾向。与这一世界相对的，是存在和生命的一个全新的、更高的境界——“上帝国”；上帝国的秩序与尘世生命的价值秩序无关；但人不能对上帝国秩序中的肯定价值作出任何规定，而只能强调指出：尘世的秩序里的肯定价值对于上帝国中的更高的秩序而言，简直微不足道。
>>2023-07-29 22:17:49
>>这种主动性出自福音主义的最为内在的个体主义的精神，它断然拒绝让个体自身的行动和行为方式取决于“他人”的行为，拒绝让行为者在他人行为的影响下将自己的行为作为纯粹对他人行为做出的反应，从而使自己降到他人之较为低下的水平。行为应当有机地发自位格，犹如“果结于树”。“好人从他积存的良善发出善来，坏人从他积存的恶中发出恶来。”（《马太福音》12：35）。
>>2023-07-29 22:19:55
>>由此，也会产生源于内心深处的自我经验的根本不信任：法利赛人只关注自己在社会上的道德形象，只关注自己的“社会姿态”，廊下派沉浸于对“能够尊重自我”这一自身判断的满足，他们不是关注自己的存在，而是关注自我判断中的形象，感到自己是“守法的”和“善的”，不仅他们，还有“在良心上自我审查”的人，身上都带有潜伏的“罪”之萌芽，他们常常只是因新罪没有闯入自己的动机深处，才与自知自己是罪人的那些罪人不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圣保罗不仅尖锐批判一切错误的“他律”，而且尖锐批判一切廊下派的和康德派的“自律”和一切“依自不依他”（Selbstrichtertum），他说：
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哥林多前书》4：3—4）即使在这种对“罪人”的态度中，我们也找不到怨恨。
>>2023-08-03 14:50:34
◆四、怨恨与现代的仁爱
>>现代仁爱只显现为情感生活中导致公益行为的X，说得确切些，显现为产生这类情感的“情状”。只有当爱具有这种可能的功效价值之时，爱才会被赋予一种积极价值。然而，按照基督教的观点，一个世界倘若蕴有尽可能多的爱，则为最好的世界，即使还缺乏公益的、能由爱激发出来的行为，或者缺乏体察他人性情状态的必要明达，就是说，即使缺乏“理解”他人的能力，以及缺乏洞悉自然因果关系和社会因果关系所必需的明智，以及公害行为因这种缺乏而可能产生。现代仁爱本身只被看作能够增加公共福利的诸因果因素之一。可事实是：从因果立场看，其他情感和欲望，如自我求生欲、性欲、嫉妒心、支配欲、虚荣心等等，都比爱更能促进“福利”、推动“福利”
>>2023-08-03 15:26:42
>>这是基督教之爱和现代仁爱在观念和实质上的最深刻、最内在的区别。尼采恰恰忽略了这一区别，因此也不会明白，以现代仁爱名义提出的要求与以基督教之爱名义提出的要求是截然不同的，甚至常常是针锋相对的。在中世纪基督教鼎盛时期，作为生命形式和理想的基督教之爱开出了最为纯洁的花朵。
>>2023-08-03 15:27:23
>>早在1787年，歌德就已经对赫尔德在卢梭影响下宣扬的那种“人本主义”打上自己的问号：“我也真认为人本主义终究会胜利。我只是担心：世界同时也将成为一所大医院、一位以人道待人的护士”。现代仁爱运动最初在卢梭的夸张形式中，在这位伟人的丰富联想中获得文学性表达，这一运动受经常隐晦但仍然显而易见的强烈的怨恨之火驱动；不过，其表达极富感染力，使得当时除歌德之外几乎就没有一位伟大的德国人躲过了卢梭热情的感染（比如，费希特、赫尔德、席勒、康德都有自己的卢梭阶段）。
>>2023-08-03 15:30:05
>>尼采生活的时代，正是“现代仁爱”的这些粗鄙至极的观念和怪胎大受欢迎、大受青睐的时代。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他反对这一运动的斗争！
如果认为这一尤其在现代社会运动中得到广泛传布的观念（而不是基督教的爱理念）的根源，在于历史上积聚起来并在传统影响下生长的怨恨，如果在这一观念中看到一种日益没落的生命表现和征兆，那么，在我们看来，尼采的斗争是对的。这场社会历史性的情绪运动绝非基于一种本原的、朗然显发的、倾于积极价值的运动，而是基于一种反抗、一种抗冲动（仇恨、嫉妒、复仇欲之类），其矛头指向那些懂得积极价值的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这样，现代仁爱运动的核心便昭然若揭：它基于怨恨。
>>2023-08-03 15:30:49
>>现代仁爱是一种受压抑的仇恨上帝的表达形式！每当现代仁爱出现时，下述言语便总是随之聒噪：毕竟，“世上的爱不够”，所以无法再分出一份奉献给人类之外的存在。这地地道道是发自怨恨的言语！首先是对至高之主的观念的恼怒和不能忍受“洞察一切之眼”，对“上帝”——对一切积极价值及其正当统治的象征性统一与综合的上帝的造反冲动。其次是对人的“充满仁爱”的眷顾！人本身作为自然生物因自己承受的痛苦和不幸遭遇，已经构成对上帝之“明智而善良的统治”的异议，这令人为之感到兴奋。只要历史地遇见这种现代感觉的佐证，都会看到这种因能起诉上帝统治权而暗暗自喜。
>>2023-08-03 15:33:14
>>说“普遍仁爱”发自怨恨，还有第二层含义：它是对社群的亲近邻睦、对“共同体”的内在价值的反感和内在对抗的一种形式；人是在社群中成长起来的——无论身体方面，还是精神方面。大量经验表明：寻求父母爱抚而不得的孩子，或在家（出于某种原因）感到自己是“外人”的孩子，或需要父母给予爱抚而遭拒斥的孩子，形成一种内心对抗，很早就有一种强烈的“人类”亢奋感。这种不确定的、模糊的亢奋的结果之一是：对家庭、对亲人的压抑的恨。[20]总的看来，在日趋衰落的罗马帝国，后期斯多亚突出地提倡“世界主义”倾向[21]和“人类”之爱，就是如此；此时个人感到孤独，失去一切依靠，因为个人被抛离了城市国家的哺育和支撑的力量。对“现代仁爱”的形式起决定作用的，仍是这种动机。现代仁爱首先是以一种祖国之爱的对抗冲动而形成的，最后变成对任何有机社群的对抗。就是说，现代仁爱其次是作为被抑制的祖国之恨而产生出来的。
>>2023-08-03 15:35:45
>>路德把基督教伦理的最深之根，尤其是基督教的自爱行为和他爱行为之根，从“救赎之路”的本质因素中排除出去；于是，在他那里，宗教和伦理分裂开来，爱变成了一种基于自然同情的、单纯人性的力量，这样一来，便间接地、然而极其充分地为现代实证主义的人本观念和仁爱作了准备。
>>2023-08-04 15:46:03
>>基督教的爱理念与普通仁爱的现代观念的结合，不仅在一个教派中，而且逐步扩展到所有基督教教派中；于是，基督教之爱理念被歪曲，这远比基督教与古希腊晚期的人本观结合所导致的歪曲为甚。这些结合如此紧密，以致当时——也包括神学——大都忽略了两者之间的根本性差别，将基督教之爱理念与现代普遍仁爱观胡乱掺和起来，捏成一种毫无特色的泛“爱”（Allerwelt-liebe）——难怪尼采厌恶它并加以抨击；而且，这种掺和还把康德这类颇具辨别力的伟人导向了可想而知的迷误：从伦理动因中彻底清除爱。
>>2023-08-04 15:46:35
◆五、现代道德中的怨恨及其价值位移
>>须从本质上确定的是：现代道德的全部根基一般基于人对人的原则上的不信任态度，特殊而言，基于人的道德价值。惧怕被竞争对手所骗的商人，其态度一般地已变成现代陌生感（Fremdwahrnehmung）的基本态度。只有与怨恨如此相近的这种“不信任”感才产生出现代道德的个人主义和否定休戚与共原则的态度；今天，这两者在现代人看来已是“理所当然”的了。
>>2023-08-07 22:23:55
>>古代禁欲的理想是：以最低限度的惬意事物，然后才是有用事物去获得最大的惬意享受。应该提高从最单纯的、随处的事物中（如大自然中）获取最高享受的能力——这种提高带来安贫、顺从、贞洁、冥思世界和神性事物的诫命；这样一来，借助于惬意事物，尤其是有用事物——“舒适机理”的一个颇小的尺度，就获得享受的程度，较弱的生命只有借助于同样事物的更大尺度才能获得同样的程度。正如有用事物在此只作为享受的一个辅助手段，用最少惬意事物就能获得别人要用较多惬意事物才能获得同样享受的人，就具有最大的享受能力。不管古代的禁欲是否本身情愿，它事实上提高了享受能力，从而也提高了生命。[26]
现代禁欲塑造出另一种理想，就理想之伦理意义而言，它恰恰是古代理想的反面：在惬意和效用达到最大程度时获取最低限度的享受！
>>2023-08-15 11:28:23
>>受怨恨支配的现代世界观将事情颠倒了。正如一切感到生活压抑的思想那样，现代世界观谋求包à baisse（贬抑），竭力像理解死物那样去理解所有的活物，把生命干脆理解为一种机械的世界进程中的偶然事变，把生命组织理解为对一种凝固了的死的环境的偶然适应：像理解眼镜、铲子、工具一样地理解眼睛、人手和器官！
>>2023-08-15 12:50:49
>>工具的特殊的使用价值既被置于“生命价值”之上，又被置于“文化价值”之上，[49]这只是器官与工具之关系这一基本观点的一个结果。的确，这种价值位移说到底不是结果，而是这一错误的世界观的根基。同样，把工具置于生命价值之上的，是生命力较低、本质相对停滞的人，是“落魄者”，这种人恰恰缺少生命价值！近视眼赞美眼镜，跛子赞美拐杖，蹩脚的登山者赞美登山铁爪和登山绳，以便优秀的登山人好拉他一把。这样说并不是在信口雌黄，我们的意思并不是：人不应该制造什么工具，文明只是个“过错”。作为生物学意义上最坚强的动物，人必须创造文明；只要高贵的力量能靠下属的力量以及无生命的自然力量提供的效力而减轻负担，就应该创造文明。但这是被限定在一个界线之内的，即工具为生命、为伟大的生命服务。不是对工具价值的肯定评价，而是把工具与器官齐观的假定，才是怨恨的结果！
>>2023-08-15 12:51:26
>>然而，极少有人清醒识得下面一点：上述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价值观被彻底颠覆的结果，其根源在于人类的贱民、最卑劣者、生命活力最低者的价值观获得了胜利，因而其根源正是怨恨！整个机械论世界观（只此世界观具有形而上学的真理意义）只是道德中的奴隶造反的一堆理智的象征。[50]只有当生命对材料的支配，精神尤其是意志对生命的自动机制的支配被削弱，而且是在本质上被削弱，才最终会有机械世界观及与之相应的价值观（该世界观源于此价值观）的形成和扩展。
>>2023-08-15 12:51:58